祝淳翔

1954年11月，臺灣晨光月刊社初版陳定山《春申舊聞·五·袁寒云游俠北里》，記“洪憲敗，寒云（在滬）樂不思?xì)w，時以張學(xué)良、張孝若、袁寒云、盧小嘉為四公子”。十多年后的1966年9月15日，香港《大華》雜志第13期，刊有掌故名家鄭逸梅署名陶拙庵的連載長文《“皇二子”袁寒云·九》，文末稱“有人仿明末四公子及清末四公子之例，創(chuàng)為民國四公子”，名單與定公所述一致。然而《大華》雜志創(chuàng)辦人高伯雨，亦曾于1982年撰寫《民國四公子》（收入2012年香港牛津版《聽雨樓隨筆》第伍卷），則列舉張學(xué)良、孫科、段宏業(yè)與盧小嘉四人，并說“這個名稱出現(xiàn)在民國十一年至十三年間”，因為那時中國的局面堪比戰(zhàn)國時代，“人民萬分自由，百家爭鳴”，“人才輩出”。有意思的是，這兩個版本與唐大郎以“未妨”筆名在1965年12月17日香港《大公報》發(fā)表的短文《民國四公子》里張學(xué)良、張孝若、段宏業(yè)、盧小嘉的版本皆有所不同。鑒于上述幾位均可說是博聞多識，記憶力出眾，竟各執(zhí)其辭，不禁使人對這一稱謂有著怎樣的來龍去脈產(chǎn)生莫大好奇。

張學(xué)良，1924

張孝若，1924

為此筆者對民國報章雜志乃至港臺書刊等作了一番搜檢、爬梳工作，發(fā)現(xiàn)其演變過程還真有些復(fù)雜。

最早提出“民國四公子”概念者是名報人包天笑。1924年9月15日，他在《晶報》以“曼妙”筆名，發(fā)表同題文章，稱：“張作霖之子張學(xué)良、段祺瑞之子段洪[宏]業(yè)、孫文之子孫科、盧永祥之子盧小嘉?！@四位公子，幫著他老太爺，正在出風(fēng)頭的當(dāng)兒，而且都是反直派?！卑陌l(fā)表時適值齊燮元與盧永祥江浙戰(zhàn)事初起（1924年9月初）繼而引發(fā)第二次直奉大戰(zhàn)期間。此前一年，曹錕以賄選手段登上總統(tǒng)寶座，成為直系軍閥的首領(lǐng)，德不配位，引發(fā)了眾怒，致使奉系軍閥張作霖為支持浙督盧永祥，揮師南下，在山海關(guān)、熱河一帶與直系吳佩孚、馮玉祥聯(lián)軍對戰(zhàn)。此前，張段孫三方已結(jié)成三角同盟，張作霖曾秘密撥付段祺瑞巨額軍事活動費，由后者將部分資金轉(zhuǎn)給馮玉祥以示拉攏（差不多同時期，報上也曾傳出盧小嘉從奉天攜百萬軍費返滬的消息）。這場戰(zhàn)爭終以馮玉祥陣前倒戈，發(fā)動“北京政變”，推翻曹、吳政權(quán)而收尾。由此可見，民國四公子概念的提出十分貼合政治形勢，與歷史上合力抗秦的戰(zhàn)國四公子相比，有異曲同工之妙。故能喧傳一時。因此不妨將之目為原始版本。同年12月17日，《時報·小時報》有短訊，稱：“黎黃陂公子，近日嶄然露頭角，與張公子學(xué)良大聯(lián)絡(luò)，張段孫盧四公子外又增一人。”算是對上述版本的重述與強(qiáng)調(diào)。鑒于包天笑時任時報記者，這則短訊不排除同樣出自包氏手筆。延至1930年11月26日，《鐵報》刊有“素衣”《四公子》一文，中謂：“民國十二三年間，孫段張三角聯(lián)盟抗曹吳，當(dāng)時有所謂四公子者，即孫中山公子哲生，段合肥公子駿良，張雨帥公子漢卿，盧嘉帥公子小嘉，皆名重一時，為少年中有希望之人物?！睂⑺墓痈拍钜怀刹蛔兊貍鞒邢聛?，惟對于時間的掌握已略見參差。1934年，《風(fēng)月畫報》4卷33期刊“實翁”《古今之四公子》，文中依次列舉戰(zhàn)國、明末、清末四公子之后，指出“第四次，為民十一二時之孫科、張學(xué)良、段宏業(yè)與盧小嘉”，尚與包氏版本保持一致。乃至1958年3月27日香港《工商日報》刊“春痕”（劉麟生）《盧公子暗戀坤伶》一文，亦將盧筱嘉與段宏業(yè)、孫科、張學(xué)良并列為民國四公子?？芍^一脈相承。

段宏業(yè)，1924

孫科，1924

然而1931年4月6日，《金鋼鉆》刊出《擬以袁劉伍唐為最近四公子議》一文，作者似乎對于此前已有的民國四公子一無記憶，乃重起爐灶，稱“最近，世祿之家，成就復(fù)不遜于古人”，先是舉出譚組庵（延闿）、張漢卿（學(xué)良）和孫哲生（科）三人，分別述及其職位，并說他們雖為名門公子，然已功成名就，“誰得而公子之”？暗含否定之意。然后話鋒一轉(zhuǎn)，指出“最近四公子，宜推袁寒云、劉仲邁、伍朝樞、唐榴”。其中劉仲邁為湖南省都督劉人熙次子，作詩精于宛陵、山谷兩派，又習(xí)內(nèi)典醫(yī)經(jīng)，“雖逃名匿影”，“然品之優(yōu)、學(xué)之粹，久為三湘七澤所羨稱”。總之名實相符。而伍朝樞、唐榴為“外交人才”，前者為伍廷芳之子，后者是唐紹儀長子，時均在外交部任職。至于袁寒云，雖已作古，論年齡與劉伍唐三人在伯仲之間，若論才氣造詣，亦不遑多讓。故混為一談。此文署名“佩珍女士”，不知伊誰，觀其行文古奧，佶屈聱牙，略不似女子。三個月后的7月6日，《上海畫報》第720期載“石翁”《談四公子》，稱榴花初綻之日，半淞園里有人聚此飲酒賦詩，適有賣小報者至，某女青年“見報端有所謂四公子者，曰張學(xué)良，曰伍朝樞，曰孫科，曰唐榴”，便約略承襲了《金鋼鉆》報上佩珍女士的“創(chuàng)新”版本。

袁寒云，1924

1933年10月9日，《社會日報》刊載“徐行”《四公子》，稱“民國以來，亦有為人艷稱的四公子，即是先總理的哲嗣孫哲生公子、段執(zhí)政的長公子段宏綱、先大元帥的長公子張學(xué)良、盧永祥將軍的公子盧小嘉?！L(fēng)流跌宕的盧公子，據(jù)傳已病死于天津，在先前，四公子中，有人除去孫哲生公子，而代以南通張季直的公子張孝若”。首先，段祺瑞長公子應(yīng)為段宏業(yè)，段宏綱乃其長侄；其次，1933年實為盧永祥去世，盧小嘉風(fēng)光不再，然其死訊則純系誤傳。透過此人的講述可知四公子中，孫科的存在感逐漸走低，有被張孝若取代之勢。經(jīng)查核，1932年12月18日《福爾摩斯》，“木公”《不堪回首之張孝若》一文，篇首斷言：“昔年聲勢煊赫之南通張嗇庵之公子張孝若，名列四公子之一。”再往前追溯，則查得1931年5月6日《小日報》“龍居士”《所見略同之張漢卿與張孝若》，起首寫道：“張漢卿張孝若盧小嘉段宏業(yè)，昔以四公子為世艷稱?！睆埿⑷舻摹皶x級”時間也許就在此時左近。延至1935年8月20日《社會日報》刊“慕云”《四公子死生異路》，言稱“在北洋政府時代，煊赫一時之中國四公子，遂應(yīng)時而生焉。四公子者誰？段祺瑞之段宏業(yè)，張作霖之公子張學(xué)良，盧永祥之公子盧小嘉，及張季直之公子張孝若是”。再次印證張孝若取代了孫科。然而該文亦謬誤百出，如稱盧患疾不獲根治，“于數(shù)月前與世長辭”，與事實嚴(yán)重不符。五日后的《上海報》有“一公子”撰《民國四公子與季子九錄》為之補苴，如謂盧小嘉并非年齡最幼，其艷史亦屬“完全子虛”。后文著重談及《季子九錄》的作者實為其父張謇，孝若不過任編輯之職。然而令人錯愕的是，或許當(dāng)年消息閉塞，不易核實，文中竟絲毫未提盧小嘉依然健在。1935年10月17日晚間，張孝若在寓所中被老仆槍殺，年僅37歲。次日的《社會日報》刊有“逸魚”的追蹤報道，首句中稱他同張學(xué)良、盧小嘉、段宏綱合稱民國四公子。這份名單隱約可視為徐行、慕云版本的混合體。時隔多年，又得見臺灣地區(qū)有一種說法：即田雨時《國際享名的考古鑒賞家盧渭川》（臺北《傳記文學(xué)》1987年50卷6期），文中附有盧氏的記述：“渭川自幼所受熏陶，足供參考資料的一個小掌故：那時盛傳‘中國四大公子’，即中山先生之子孫科（哲生）、東北張作霖之子張學(xué)良（漢卿）、江蘇南通清末狀元的實業(yè)家張謇之子張孝若、浙督盧永祥之子盧小嘉。”這次孫科保持原位，段宏業(yè)憑空消失了。不難揣度，只因增多張孝若這一“變量”，同時又須控制總?cè)藬?shù)為四人，自然就會產(chǎn)生不同的排列組合。

盧小嘉與楊寶忠合影，1931北京畫報

類似的混合、重組版本，日后層出不窮。例如尤半狂《毅盦談話·由盧小嘉想起四公子》（《小日報》1936.10.21）：“民初四公子最為世所稱者，以袁寒云、張漢卿、張孝若為最孚人望，末后帶一位盧小嘉，因為當(dāng)年他也代表著盧嘉帥，在外活動，名氣倒也不小。”文中又稱“段合肥之侄公子，似尚難列其選”，便是針對段宏綱所發(fā)的議論。又如《四公子》（作者佚名，載《東方日報》1936.12.24）：“民國肇造以后，一般人咸爭傳有四公子，此四公子，即袁項城公子袁克文，張謇公子張孝若，張作霖公子張逆學(xué)良，盧永祥公子盧小嘉也?！币蚯》辍拔靼彩伦儭卑l(fā)生不久，便臨時替張學(xué)良安上一個貶稱，顯得“義正詞嚴(yán)”。影響所及，多年后陳定山、鄭逸梅均將此版本奉為圭臬。直至1983年8月，金雄白在香港星島出版社所出《江山人物》書中《袁寒云多才多藝》一節(jié)，也稱：“以家世而稱為四公子的，就有關(guān)外王張作霖之子張學(xué)良，清末狀元張謇之子張孝若，洪憲稱帝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浙江督軍盧永祥之子盧小嘉也并稱為四公子。”

光陰荏苒，日月不居。揆諸1938年至1940年的多份報刊，多推段宏業(yè)、張學(xué)良、盧小嘉、張孝若為四公子，與原始版本相較，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如：洪源《民國時代之四公子》（《大地圖文旬刊》1938年第1卷第4期）、智慧《北洋時代四公子》（《上海報》1938.1.29）、惱公《民國四公子之盧小嘉》(《力報》1940.7.26)。此版本即為唐大郎所持，若細(xì)究起來，似可遠(yuǎn)紹自1931年5月6日《小日報》上“龍居士”的那篇短文。

如今還能找到幾種較為稀見的版本。例如1939年11月2日《新申報》上有“湘樓雜寫”專欄，作者“樓主”在篇首寫道：“張作霖之長公子學(xué)良，為中國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者，南通張孝直[若]，浙北盧小嘉，與冀北馮庸是也?！逼渲校T庸為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1949年4月20日，《力報》所刊“吳稽之”《紀(jì)二十年來四大公子》，則“發(fā)明”了另一版本：“北政府時代，張少帥、盧小嘉、段宏綱、方達(dá)智（據(jù)作者介紹，此人為‘方本仁之公子’），人稱四公子?！贝送?，臺灣學(xué)界也有人提出李壯飛、張學(xué)良、盧小嘉和張孝若為四公子的見解，見葉林枋《關(guān)于胡若愚其人其事》（臺北《傳記文學(xué)》1979年34卷5期）。案，李壯飛為北洋“泰威將軍”李長泰哲嗣，曾與張學(xué)良結(jié)為盟兄弟。但上述三種版本雖說別開生面，自成一系，卻因過于生僻，均未能廣為流布。

綜上而言，掌故家高伯雨的提法最迫近真相，除了時間略欠精準(zhǔn)，以及四公子稱號與合力抗擊直系軍閥的四股勢力有關(guān)系之外，幾乎都說對了。簡言之，民國四公子概念的提出，實源自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期間某人的靈機(jī)一動，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即便如此，也仍具現(xiàn)實依據(jù)，并非平白無故，空穴來風(fēng)。而到了1931年以后，社會輿論開始產(chǎn)生分歧，張孝若、袁寒云這兩位“候補”公子初露崢嶸，并在日后贏得越來越多的擁護(hù)者。甚至也會出現(xiàn)“噪音”，即某些公子人選并不具有普遍性，也因無法達(dá)成共識而曇花一現(xiàn)。至于說張伯駒于1970年代所撰《續(xù)洪憲紀(jì)事詩補注·九四》中，談及“近代四公子，一為寒云，二為余，三為張學(xué)良，四一說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說為張謇之子孝若。又有謂：一為紅豆館主溥侗，二為寒云，三為余，四為張學(xué)良”云云，則全然于史無征，似不無自我作古之嫌。若翻閱舊報，每當(dāng)溥侗、張伯駒現(xiàn)身時，因其京昆兼擅，常為人譽稱為名票，卻從未有人稱之近代（或民國）四公子的。不過這也完全不同于故宮學(xué)專家章宏偉先生2016年《張伯駒研究辨謬》文中的“立論”，聲稱由于查不到“民國時期關(guān)于‘民國四公子’的消息”，就懷疑它并不是客觀事實。只能說章先生由于不熟悉民國小報資源，持論未免偏頗了。

責(zé)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