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范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岳秀坤

《海貝與貝幣》，楊斌著、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541頁，108.00元

什么是歷史？可以說，歷史就是記錄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走過的路程。書寫歷史的角度，可以有無窮多的變化，不過萬變不離其宗，不管怎么寫，歷史總是人的歷史。自然物也有自己的生命演化歷程，可以稱之為自然史，但它跟我們所說的歷史不是一回事。如果有一位歷史學者以一種自然物為中心，講述它的歷史，那么，作者所探討的實際上是人類與這種自然物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它的自然史。楊斌先生新著《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觀察的焦點集中在現(xiàn)代人熟視無睹的海貝，意圖透過這一海洋生物，講述人類與海貝的一段關系史。對那些習慣于通過文明、國家、社會、民族等等概念單位來認識歷史的讀者來說，此書所描述的一幅歷史圖景可能十分陌生，無疑也是非常新鮮的新知識。

一、“貝幣世界”

讓我們從書名中作為關鍵詞的“海貝”與“貝幣”開始對這部全球史新作的討論。

“海貝”，在普通人的眼里，不過是海洋里出產(chǎn)的貝殼的泛稱，按照生物學家的界定，海貝屬于軟體動物門腹足綱玉黍螺目寶螺科，一億年前它們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了地球上，比我們人類古老太多。海貝生活在熱帶和亞熱帶海洋的淺水區(qū)，以藻類植物為食，其生活區(qū)域往往跟珊瑚礁密切相連。迄今發(fā)現(xiàn)的海貝品種超過兩百五十種，從西印度洋的非洲東岸到東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島，分布區(qū)域廣闊，不同亞種有形態(tài)、體型上的明顯差異?！柏悗拧?，就是一度進入人類歷史、作為貨幣使用的部分海貝。在兩百多種海貝中，曾經(jīng)扮演貝幣角色的主要有兩種，一是貨貝（中文名為黃寶螺），另一種次要的是環(huán)紋貨貝（中文稱金環(huán)寶螺）。印度洋中的馬爾代夫群島是貨貝最大的供應地。

印度尼西亞巴圖島出產(chǎn)的貨貝（黃寶螺）

《海貝與貝幣》的寫作目標，作者自述，是“試圖對從考古時期到20世紀初期的亞非歐大陸內外的貝幣做一番全球性的考察”，“一一考察印度、中國、東南亞、西非以及太平洋諸島和北美的海貝與貝幣”，“解釋長時段、跨地區(qū)的經(jīng)濟和文化聯(lián)系、網(wǎng)絡及互動”。通覽全書，《海貝與貝幣》實際上主要刻畫的是一個以馬爾代夫出產(chǎn)的貨貝為中心的“貝幣世界”，地理空間涉及到印度、東南亞、中國、歐洲、西非、太平洋群島、北美。

作者用了十分之七的篇幅（全書總共十章），詳細分析這一“貝幣世界”在不同時空中的伸縮變化。馬爾代夫的貨貝進入南亞之后變成貝幣，始于公元四世紀（這大概跟普通人“古已有之”的想象大相徑庭），起點在印度東北部的孟加拉地區(qū)，隨后延伸到印度北部、西部的部分地區(qū)。向東，貝幣進入東南亞，從下緬甸的濱海地區(qū)到今天的泰國，又繼續(xù)北上，到達中國的云南（九世紀），在這里使用的時間長達七八百年。大約從十一世紀初開始，馬爾代夫的貨貝在直線距離七千公里之外的西非，以尼日爾河為中心，開拓了“貝幣世界”的一塊飛地。

以十六世紀為界，這個“貝幣世界”的歷史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此前，它的中心在孟加拉地區(qū)，從此地輻射周邊。此后，歐洲人的殖民擴張，迅速改變了游戲規(guī)則。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相繼闖入印度洋，占據(jù)了貨幣的源頭——馬爾代夫，貨貝跟棉布、槍支等其他商品一起，被他們用來在西非購買黑奴，再販運到美洲。西非取代了孟加拉，成為“貝幣世界”供需網(wǎng)絡的中心。作為貿易網(wǎng)絡的重要一環(huán)，在大西洋另一邊的美洲也吸納了部分貨貝。于是，這一來自印度洋的海洋生物真正實現(xiàn)了全球性的旅行。十八世紀是罪惡的海貝-黑奴貿易最為興盛的時期，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也參與到競爭之中。到十九世紀初，由于歐洲各國相繼禁止奴隸貿易，流入西非的貨貝驟然跌落。不過，歐洲商人很快又在西非找到了黑奴的替代物——棕櫚油，海貝貿易重新興起。

十九世紀是“貝幣世界”最后的繁榮時期。馬爾代夫的貨貝供應已經(jīng)無法滿足這個跨越三個大洋的貿易網(wǎng)絡的巨大需求，歐洲商人轉向東南亞，尋找新的貨貝來源，蘇祿海周邊的菲律賓、新加坡等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紀中葉，產(chǎn)自印度洋西側東非海岸的環(huán)紋貨貝，作為馬爾代夫貨貝的替代品，被德國人和法國人大量輸入西非。超額的海貝流入之后，最終在十九世紀末導致了西非貝幣體系的崩潰。

在印度、東南亞、以及中國的云南，“貝幣世界”的退縮過程各有地方特性。在印度，英國殖民統(tǒng)治者雖然不喜歡貝幣，但是最初采取了承認和接受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從1781年開始引入銅幣，之后逐步用銅幣取代了海貝，導致十九世紀貝幣在印度持續(xù)貶值，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在東南亞，貝幣的使用地區(qū)主要是鄰近孟加拉的中南半島西部，貝幣和金銀一起構成雙重貨貝制度，最終持續(xù)到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的云南，由于海貝貿易中心轉向西非引起的連鎖反應，貝幣的使用在十七世紀初已經(jīng)出現(xiàn)明顯衰減，加之晚明稅收的白銀貨幣化，以及明末清初大量鑄造銅錢，貝幣受到極大沖擊，整體上到十七世紀中葉便消亡了，盡管此后作為小額零錢仍然繼續(xù)存在了一個多世紀。

對影響“貝幣世界”消逝的因素，楊斌先生更愿意強調的是全球格局的變動，他認為這是全球性的歐洲現(xiàn)代體系“吞噬”地方性的孟加拉貝幣體系的結果。

二、“移步換景”

《海貝與貝幣》的結構設計，以不同空間為順序展開敘述，移步換景，逐一描述它們在“貝幣世界”的歷史變遷中有過何種表現(xiàn)。

首先是馬爾代夫（第二章）。作者廣泛采擷九至十七世紀波斯-阿拉伯文獻、中文文獻、歐洲文獻的記錄，描述這個印度洋中的群島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特產(chǎn)而成為“貝幣世界”的源頭。其次是印度（第三章）。作者敏銳地指出了，盡管印度古代很早就在使用海貝，但是這跟四世紀開始在孟加拉地區(qū)出現(xiàn)的貝幣是兩回事。他還特別提到，在印度，金屬鑄幣的使用要早于貝幣。實際上孟加拉是印度東部長期缺少金屬鑄幣的地區(qū)，尤其是在八至十二世紀，波羅王朝和塞納王朝統(tǒng)治下的孟加拉，因為政府停止了鑄幣，貝幣填補了金銀幣留下的空白，在社會經(jīng)濟中發(fā)揮了主導作用。其實，在這里隱含了一個關鍵的推論，已經(jīng)呼之欲出，但作者并沒有將其點明：貝幣的出現(xiàn)，以及衍生出一個跨區(qū)域的“貝幣世界”，實質上是在廣闊的亞非歐大陸文明地帶中，金屬鑄幣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貨幣體系，而少數(shù)地區(qū)因為金屬供應不足，不得已尋找低成本的替代性選擇，以實物作為貨幣。換句話說，“貝幣世界”是亞非歐大陸文明地帶的邊緣和縫隙。繼而，作者使用包括印度地方文獻在內的多種材料，細致刻畫直至十九世紀貝幣在印度不同地區(qū)的流通、使用情況，晚近英國殖民者的策略和表現(xiàn)也被納入了討論。

關于東南亞的貝幣（第四章），無論是文字史料，還是考古發(fā)現(xiàn)，作者所能利用的資料相對較少，因而空白、晦暗之處所在多有。根據(jù)以往學者們的推論，貝幣從印度東北部開始向外擴張，沿著恒河河谷和布拉馬普特拉河河谷，抵達泰國的昭披耶河盆地。直至十九世紀，貝幣作為小額貨貝流行于下緬甸和暹羅。東南亞社會如何使用貝幣，作者可以用到的細節(jié)材料，來自于泰文文獻《清邁編年史》《孟萊王法典》和泰文碑銘，它們提供了十九世紀末之前貝幣在暹羅和蘭納王國（即今天的泰國）的表現(xiàn)情況。從蘭納繼續(xù)北上，就到了中國云南的西雙版納，從暹羅南下，就是馬來半島，這兩處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貝幣。但是，從暹羅再向東，即柬埔寨、交趾支那，則不在“貝幣世界”之內，因為來自中國的銅錢已經(jīng)在這些地區(qū)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

楊斌先生早年以“世界史中的云南”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對云南歷史特性的深刻理解無疑構成了他的研究中扎實的基礎。關于云南的貝幣（第五章），他主張，云南的貝幣制度實行于九至十七世紀，在此之前，被漢武帝征服的滇國所遺留的海貝，僅僅是上層統(tǒng)治者的財富，而非社會流通的貨幣。海貝在云南作為貨幣使用，是“貝幣世界”從孟加拉到東南亞、再到云南的延伸過程的結果。貝幣之所以能夠沿著這一路徑北上進入云南，關鍵原因當如學者江應樑的分析，云南盛行貝幣，是因為這里長期缺乏銅錢。

先秦中國的海貝（第六章），這個話題可能是本書引起中文讀者強烈興趣的部分，不過就從馬爾代夫出發(fā)的“貝幣世界”而言，這又像是一個多余的部分，因為先秦在時間上遠遠早于形成“貝幣世界”的四世紀。楊斌先生的具體看法，暫且按下不表。我們接著看“貝幣世界”的另一個區(qū)域——西非。

西非貝幣區(qū)域（第七章），距離印度洋是如此的遙遠，讓讀者產(chǎn)生深刻印象。關于貝幣在西非的緣起，因為缺少證據(jù)，成了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困難問題，亦即，或者是海貝貿易促成了西非以此作為貨幣，或者是西非先以海貝為貨幣，進而尋找新的貨源而促成了海貝貿易。楊斌先生采取的是相對穩(wěn)妥的論述策略，僅僅為讀者描述海貝貿易可能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紅海、波斯灣是地中海-印度洋貿易的傳統(tǒng)通道，馬爾代夫的海貝跟其他商品一起，首先來到地中海世界，進而利用駝隊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開辟于八世紀），或者繞道走海路，抵達西非。埃及、北非、乃至地中海西部的港口，都可能是海貝的轉運站。十四世紀初的阿拉伯文獻明確記載了西非人使用海貝完成買賣，而貝幣體系的發(fā)端可能在更早的十一世紀。至此，楊斌先生為讀者勾勒出了一個通過貿易網(wǎng)絡勾連起來的“貝幣世界”：中心在馬爾代夫和孟加拉，東至泰國和馬來半島，北至中國的云南，西部還有西非這塊飛地。

西非班貝拉王國的貝幣（1796年采集）

在這個以貝幣為中心的故事里，1500-1900年，這四百年上演了最波瀾壯闊的一幕。隨著歐洲人的殖民擴張進程，馬爾代夫的貨貝開辟了新的海上通路，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除了輸送到西非之外，還抵達了歐洲和北美。使用貝幣的區(qū)域并沒有擴大，但是，與此相關的海貝貿易大大擴張，影響遍及世界不同的角落，這是一個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歷史現(xiàn)象。不過，因為《海貝與貝幣》“移步換景”式的結構安排，這個現(xiàn)象被分在了兩個章節(jié)里分別講述，即西非（第七章）、北美（第八章）。盡管所費筆墨在全書之中占比不多，但是歐洲殖民者從事海貝貿易的跌宕起伏、轉折變化、交易細節(jié)等內容都有細致刻畫，這當然是受益于歐美學者在相關問題上的深厚積累。值得一提的是，海貝-黑奴貿易的興盛，促使西非出現(xiàn)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強大政權——達荷美王國。這個國家軍事機器的運轉，完全依賴海外輸入的巨額海貝。

西非-北美-歐洲之間的三角貿易，在世界性的殖民貿易網(wǎng)絡之中，無疑是關鍵的一部分。銷往西非的海貝，跟其他商品一起，沿著三角貿易的路線流轉，其中有一部分“沉淀”在了北美殖民地。在獨立戰(zhàn)爭之后的一段時間，美國商人直接參與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為此運輸了大量海貝到北美。在我看來，這并不是一個相對不重要的細節(jié)。如果換一種寫法，也許可以考慮，以歐洲商人為主線，描述一幅1500年以后世界性的海貝貿易圖景，亦即：以太平洋的蘇祿群島為東端的起點，經(jīng)過印度洋中的馬爾代夫以及東非海岸，繞過好望角到達大西洋中的西非海岸，進而延伸到歐洲和北美，將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群和社會串聯(lián)起一起。

三、“貝幣世界”只有一個嗎？

《海貝與貝幣》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篇幅用來描述以馬爾代夫為起點的這個“貝幣世界”。當然，應該說它的確是世界性的，直接使用貝幣的區(qū)域涉及到印度、東南亞、中國、西非，而且，因為歐洲人的海貝貿易而牽涉其中的區(qū)域更為廣闊。不過，它并不是唯一的。作者只用了一章（第八章），簡略描述了除了這個“孟加拉體系”之外，在太平洋諸島以及北美洲，還有其他使用貝幣的地方社會。

新幾內亞島是太平洋諸島中使用貝幣的典型區(qū)域。島上居民分散為若干個經(jīng)濟相對自足的群體，有多種貝幣使用方式，甚至毗鄰的兩個社會群體（如美爾帕人和恩加人）使用同一種珍珠貝，卻賦予它不同的含義。既有像卡帕庫人這樣，廣泛使用貨貝作為貨幣的社會，也有其他的社會對貝幣毫無興趣。貝幣在太平洋諸島的差異化表現(xiàn)，反映了當?shù)厣鐣陌l(fā)展程度較低，經(jīng)濟活動的規(guī)模與亞非歐大陸不可同日而語。因而，毫不意外的是，隨著歐洲人的到來，大量海貝進口，當?shù)厣鐣刃虻倪\轉受到了嚴重威脅，盡管勉力維持，難以避免衰退、終結的命運。

在北美洲，貝殼貨幣在不同區(qū)域的印第安人社會扮演了重要角色。最顯著的形態(tài)是管狀的貝殼珠子，經(jīng)過精細加工，名為琬朋。琬朋因其制作復雜而顯得稀有，既用作裝飾物，也是交換媒介，也就是承擔了貨幣的部分功能。十六世紀的歐洲商人，在毛皮貿易中認識到了琬朋的重要性，不僅采用琬朋為交換媒介，而且開始自行制造，因而在十六世紀的最后幾十年，北美琬朋數(shù)量暴增，在煙草等多種交換媒介中脫穎而出，變成跟歐洲人的硬幣混合使用的常用貨幣。

佩戴貝殼珠飾的北美印第安人（1905年）

在講述琬朋的故事時，楊斌先生有一段在我看來特別重要的討論，亦即，通過比較琬朋與商周時代中國的海貝，可以對貨幣的起源問題有新的理解。他認為，這兩種貝殼在各自的社會里都是貴重物，可以作為禮物贈送，也是難得的裝飾品，還能用于葬禮。當琬朋達到足夠數(shù)量的供應，就搖身一變，成為貨幣。而商周時代的海貝，因為一直處在稀缺狀態(tài)，無法成為通用的交換媒介，錯失了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貨幣的機會。

在這里，除了海貝的供應數(shù)量，我想還有必要考慮兩種影響因素，一是某個社會自身經(jīng)濟發(fā)展的程度，二是它與周邊的外部世界交往、整合的程度。無論在西亞、埃及還是印度，從實物形式的各類交換媒介發(fā)展到按照一定標準制造的金屬鑄幣，期間有一兩千年的過渡過程。已知最早的金屬鑄幣，在公元前七世紀前后，相繼出現(xiàn)在地中海東岸的呂底亞、印度以及中國。貨幣史學者并不能肯定地告訴我們，這一歷史現(xiàn)象屬于同一種制度發(fā)明的傳播變形，還是不同社會發(fā)展的類似條件造成的雷同表現(xiàn)。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在亞非歐大陸的文明地帶最終呈現(xiàn)出來的結果，是以金屬鑄幣作為主導型流通貨幣的經(jīng)濟模式。

基于如上看法，我想或許可以為《海貝與貝幣》講到的三個“貝幣世界”提供一種猜測性的解釋。以馬爾代夫-孟加拉為中心的貝幣世界，屬于亞非歐大陸文明地帶的交換網(wǎng)絡的一部分，不過，是相對邊緣的部分。這個交換網(wǎng)絡的主體由金屬鑄幣主宰?！柏悗攀澜纭钡恼Q生，恰恰是因為金屬鑄幣成為主流，在缺少金屬的地方，以相對低成本、標準化高的貨貝作為替代物。因此，這個“貝幣世界”的性質屬于金屬鑄幣體系的附屬和補充。

太平洋諸島和北美的“貝幣世界”，與亞非歐大陸并無聯(lián)系，是各自相對獨立發(fā)展的。北美洲的貝幣，涉及范圍看起來也是相當廣闊，在北美大陸的東西兩側，以及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谷等地，都有使用；但是，就其表現(xiàn)方式而言，尚未發(fā)展到標準化制作并且普遍流通的程度，相當于亞非歐大陸出現(xiàn)金幣鑄幣之前的早期階段。貝幣在太平洋諸島，與北美類似，也是自然形成的交換媒介之一，可以稱之為原始貨幣，但是，由于地理空間、人口規(guī)模所限，社會經(jīng)濟交換的規(guī)模遠遠低于亞非歐大陸和北美。

四、先秦中國的海貝

《海貝與貝幣》為先秦中國的海貝專設了一章（第六章）。放在以馬爾代夫-孟加拉為中心的“貝幣世界”的描述之中，看起來有些突兀。不過，這一歷史現(xiàn)象無疑是中文讀者極為關心的，也非常希望看到作者將其放在世界歷史的觀察視野之下，能夠給出何種新的解釋。

不同于其他各章的敘述方式，楊斌先生在這一章里，沒有直接描述先秦中國使用海貝的各方面信息，而是不惜花費大量筆墨，縷述各家觀點，從當代一直上溯到司馬遷，呈現(xiàn)出學術界的認識狀況。讀者的初步印象很可能是——眾說紛紜、宛如迷霧。

相對而言，學者們基本達成共識的一個問題是，從考古發(fā)現(xiàn)能夠判定海貝的基本分布特點：就時空而言，有明顯的自西向東發(fā)展的趨勢，而且均在長江以北；就隨葬數(shù)量而言，新石器時代尚不多見，商代逐步增加，至西周達到最盛，戰(zhàn)國中晚期開始減少。由此可見，先秦中國的海貝使用，首先是一個北方的現(xiàn)象，其次是西周時代的風尚。而且，這些出土海貝的自然屬性，也沒有異議，即可分為三類：絕大多數(shù)是貨貝，少數(shù)是環(huán)紋貨貝，還有一些擬棗貝。

引起爭議的問題是，這些海貝來自哪里，通過何種交通渠道輸入中國北方？以往學者的答案儼然進入了“競猜模式”：印度洋，南中國海，中國東南沿海，山東半島沿海，琉球，都有可能。困難在于，海貝自己不能告訴我們它產(chǎn)自哪里，而海洋生物學家迄今還不能明確告訴我們，作為熱帶海洋生物的貨貝，在商周時代生存的最北界限在哪里。楊斌先生采信的是彭柯（美國芝加哥大學）、朱巖石（日本國學院大學）兩位學者的意見，主張這些海貝來自印度洋，經(jīng)過中亞的土庫曼，走歐亞草原、蒙古草原，到達青海東部或長城地帶。這一立場可以概括為“西來說”，相對于來自中國南海、東南沿海等處的說法，屬于少數(shù)派。

還有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即海貝在先秦中國的使用，究竟屬于何種性質，是否中國最初的貨幣。在中國貨幣史的有關討論中，有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意見，亦即在戰(zhàn)國金屬鑄幣出現(xiàn)之前，貨貝曾經(jīng)充當了最初的貨幣。自司馬遷《史記·平準書》以下，歷代學者以各種方式論證了這一觀點。海貝自己不會說話，當代學者可以使用的證據(jù)是商周金文，因而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理解金文材料的片言只語。為數(shù)不多的學者（如日本學者柿沼陽平）表達了對這一成說的懷疑，其中以臺灣學者李永迪所做的反駁性論證較為系統(tǒng)。他認為，海貝在商代和西周的主要功用是裝飾、隨葬和禮儀，西周中期開始具有價值尺度的功能。亦即，海貝承擔了貨幣的部分功能，但還不是貨幣。楊斌先生在這個問題上，還是站在少數(shù)派一邊，主張中國最早的貨幣是出現(xiàn)在戰(zhàn)國中后期的各種金屬鑄幣，其中一種形式是流行于楚國的青銅仿貝。也就是說，承認海貝的確在中國早期歷史上有過重要影響，但是不宜奉上“最早的貨幣”這一桂冠。連帶著，楊斌先生也嘗試回答了四川三星堆的海貝問題，認為其性質當如中原的海貝，雖然貴重，但并非貨幣。讓他感到棘手的是，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貝之中，環(huán)紋貨貝居多，貨貝次之，這種比例關系恰好與中原相反，也就意味著，它們很可能有不同的來源。

古代中國的銅制仿貝（山西博物館藏，商代晚期）

以上兩個爭議性的難題，筆者在前一個問題（即先秦中國海貝的來源）上完全贊同楊斌先生的立場，支持少數(shù)派，印度洋的海貝經(jīng)由中亞和草原通道自西而東，是可以兼容多方面證據(jù)的一種相對合理的解釋。而后一個問題，亦即海貝是否貨幣的性質判定，就不是一個歷史事實問題，無法以真假來決斷。學者們的分歧，首先在于各自對“貨幣”的概念有不同的定義方式，持寬松的定義則主張海貝既然充當了交換媒介，就是貨幣，反之則加以否認。

五、全球史的寫法

全球史作為一種新的歷史研究與寫作的觀念，從二十一世紀初進入中文學界，迄今已經(jīng)快有二十年了。如何解說這個概念，學者們有各種各樣的表達。我想，或許可以用一種不那么嚴謹?shù)恼f法，把全球史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史學”，就好比一百年前，魯濱孫在美國、梁啟超在中國所提倡的“新史學”一樣，歷史學的發(fā)展又到了一個自我革新的關口。全球史的“新”，首先在于它所標榜的“全球視野”，強調人類歷史的整體性。因而，全球史所致力的研究趨向，就是要跳出民族國家為框架的思維習慣，探索各種跨國、跨文化、跨區(qū)域的歷史進程或現(xiàn)象。

現(xiàn)代歷史學的特征之一是內部有明確的分工，古、今、中、外，各管一段，各有自己的治史“家法”，很多人都是一生致力于某個極為專門的領域。全球史在歐美起步更早，各種長時段或跨區(qū)域的全球史著作出版越來越多，但是，“不夠專業(yè)”的譏評一直不斷，只是整合別人的研究，自己不掌握第一手的資料，等等。在學理層面，這種批評的邏輯是不能成立的，涉及不同范圍的歷史問題，需要不一樣的資料，“第一手”是相對的，視具體的問題語境而定。不過，在現(xiàn)實中，這種批評確實給國內很多歷史學專業(yè)學者構成了障礙，對全球史僅僅是觀望而不肯實踐。最早踏出第一步的，是國際知名的中國經(jīng)濟史專家李伯重教授。他的《火槍與賬簿：早期經(jīng)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是中文全球史寫作的開風氣之作，將晚明的軍事史放在東亞世界的背景之下，從世界潮流的涌動著眼，加以宏觀的解釋和分析。在該書序言中，他“預先”回答了可能的批評意見：“這是一部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用我自己的方式詮釋了其他學者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fā)現(xiàn)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不僅如此，本書的主線和主要觀點也是我提出的?！?/p>

按我的理解，一種可以稱之為全球史的專門研究，它所探討的歷史現(xiàn)象（或者其歷史語境）本身應該具有一定的知識新鮮度，而且，作者概括的“主線”以及其中的“主要觀點”，就是這部著作的核心價值所在。楊斌先生這部《海貝與貝幣》，是繼《火槍與賬簿》之后中文學界又一部成功的全球史著作。他的目標是為讀者描述一個曾經(jīng)長時間存在的“貝幣世界”的整體圖景，這一對象的呈現(xiàn)，對我們既有的世界歷史認知模式構成了挑戰(zhàn)，促使相關研究要對自己的習慣思維加以懷疑和反思，其價值不可謂不大。在寫作方式上，正如李伯重教授所說的，《海貝與貝幣》同樣是“集合各家說法”，“組織他們互異的發(fā)現(xiàn)和說法”，進而發(fā)表自己個人的觀點，并且給出了詳細的注釋，說明文獻來源。在我看來，本書是全球史研究與寫作的一個精彩范例，我也相信并且期待著，在它之后，中文學界將會涌現(xiàn)更多具有專業(yè)水準的全球史著作。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