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孔志剛

摘要：自秦王朝天下一統(tǒng)后，“書同文”成為天下共識，為后代的經濟與文化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到了漢魏時期，書法得到迅速發(fā)展，這種發(fā)展從當時的碑刻藝術中可見一斑。本文以曲阜漢魏碑刻為例，分析曲阜漢魏碑刻的書法藝術特點及曲阜漢魏碑刻對書法藝術的影響，以期為當代書法藝術之傳承與發(fā)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

漢魏碑刻、趙之謙、篆書、隸書

正文

漢魏時期，經濟復蘇、文化發(fā)展，人們社交更加頻繁，文字使用的頻率進一步增加，對于書法等藝術的追求與日俱增。人們不僅追求文字書寫速度輕快，更加注重字體結構的優(yōu)美，從而助推篆書字體結構逐漸瓦解。同時，一種在篆書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隸書被人們所追捧，促使?jié)h字書法從篆書向隸書轉變，實現了漢字發(fā)展的又一次質的飛躍。自“獨尊儒術”以來，儒學大盛，曲阜作為孔子故里，在遵守禮節(jié)、崇尚儒學的影響下，厚葬之風蔚然，樹碑立石成為當地之風尚，為后世之人研究當時人文風俗與碑刻書法藝術提供了珍貴史料。

漢魏碑刻是漢魏時期產生的所有畫像石、墓碑、記事碑、刻石的總稱。曲阜漢魏碑刻以墓碑、記事碑為主，且不同的碑刻在用途、形制、內容、藝術方面各具風格。

漢魏時期，在政治庇護下，儒家思想成為正統(tǒng)思想，其忠孝思想被廣泛推崇，曲阜地區(qū)出現大量紀念逝者的石制碑刻，這些墓碑記載了逝者的生平、祖籍、官職遷升以及后人對其的褒揚之辭。以《孔宙碑》為例，此碑碑額為小篆寫成，其線條端莊醒目，婉轉流暢，圓首，刻于漢桓帝延熹七年（164年），碑高302厘米，寬107厘米，碑刻內容為“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碑陰上記錄其門生故吏62個人名。

《孔宙碑》局部

曲阜的記事碑主要與祭祀孔子之事有關，一般將事情始末記錄清楚?！皾h碑三杰”（《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亦屬于記事碑，主要記錄了孔廟管理及修葺情況。

漢魏碑刻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與藝術價值。一方面，通過碑刻可以了解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另一方面，碑刻所書字體成為后世研究書法變遷、結構、風格等的珍貴材料。

漢朝經濟、文化、政治高度發(fā)展，在大環(huán)境影響下，篆書字體結構扁長、提按變化逐漸不再適應人們實際使用所需，與之相比，頗具微波起伏之勢、更具實用性的隸書備受喜愛。由此，漢碑呈現出從“篆書的瓦解”到“隸書的成熟”這樣一種明顯的發(fā)展特點。而到了魏晉時期，隸書迅速發(fā)展，實現了質的飛躍。

（一）漢碑——篆書的瓦解與隸書的成熟

1、西漢碑刻：篆筆隸形

從現存于世的曲阜漢代碑刻來看，西漢時期碑刻文字具有濃郁的篆體文字之風，筆畫基本粗細一致，并未見明顯提按變化；結構偏長，文字轉折以圓轉為特點，某些字體還能看到原始象形文字所具有的特征，代表作品有《魯北陛刻石》《五鳳刻石》等。盡管這些碑刻文字結構篆體較為明顯，但細觀之，便可發(fā)現字體與秦朝時篆書碑刻已有本質不同。以《魯北陛刻石》為例，從該碑刻中可見某些文字已經逐漸從“圓”變“方”，漸漸有了隸書的某些細微特點。

《魯北陛刻石》屬于篆書一類，但其又有別于傳統(tǒng)篆書碑刻，在章法、字體結構空間等方面漸漸透漏出些許隸書的風格。該碑刻在不同行安排不同文字數量，第一、二、四行各有兩個字，但第三行卻有3個字，這種每行字數不等的排列方式，充分體現出刻意而為之的效果，使得篆書原本行列分明的特征被打破，文字空間布局呈現出一種變化之美。而且，某些類似于“月”“所”等文字之間的橫畫空間被壓縮，使得整體碑刻文字更具開張體式之特色?！遏敱北菘淌穬H是當時某些碑刻的一個縮影，類似此碑字體轉變的碑刻還有很多，呈現出當時碑刻由篆書逐漸向隸書發(fā)展的趨勢。

《五鳳刻石》便是篆書向隸書轉變的代表之作。此碑刻于西漢五鳳二年（前56年），撰書者姓名不詳，碑體中刻“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碑上之字不做粉飾，長短錯落、用筆靈動、生動別致，但從字體上依舊可見篆書之形。在字體形態(tài)上，屬于篆書向古隸書轉變的典型代表，可見明顯的篆筆隸形?！段屮P刻石》在圓渾凝練的筆畫之中，可略見隸書之態(tài)勢，如“六”“卅”等字，盡管在點、橫、撇上并無波磔之形，但已有蠶頭雁尾的跡象。且《五鳳刻石》章法自然靈動，行間布白幾近均齊，第二行與第三行留白較大，形成虛實相間、疏密有致之感，更添此碑之靈動。

〔西漢〕《五鳳刻石》

2、東漢碑刻：隸書之大盛

在曲阜一帶的漢魏碑刻中，西漢時期隸書碑刻作品相對較少，直到東漢中后期隸書才逐漸發(fā)展成熟。這個時期，碑刻的字體呈現出成熟的隸書結構特色，以橫長豎短、蠶頭雁尾、波式分明等為主；在字體結構上，文字的象形性特征明顯削弱，篆體解散，結構通常較為方正。如漢碑刻中“橫”畫的變化：經歷《五鳳刻石》（漢宣帝五鳳二年）—《東安漢里禺石畫像》（新莽至東漢初年）—《孔宙碑》（漢桓帝延熹七年）此三階段的發(fā)展，使得“橫”畫從原本保留部分曲折逐漸變?yōu)槠街?，形成“捺腳”。這充分表現出文字結構逐漸向體式開張、橫勢發(fā)展的特點，體現出了文字發(fā)展一脈相承的特點。

碑刻從西漢到東漢發(fā)展十分迅速，此時期碑刻文化大盛，出現諸多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碑刻。其中，《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等皆成于此時。此三碑皆為官方主持刻制，所用字體也為當時廟堂通行的標準字體，見證了隸書的成熟，為后世隸書研究提供了珍貴史料。

《乙瑛碑》屬于漢隸成熟的典型代表，書風頗嚴謹，成為后世研習隸書之最佳范本。此碑已可見隸書波磔的明顯特征，且用筆方圓兼?zhèn)?，更添碑文秀逸平正之氣，屬宗廟之美的典型代表。此碑與后來的《禮器碑》相比更加厚重，與《史晨碑》相比更加雄健，給人以雍容端莊之態(tài)。在碑文字體結構上，體現出剛柔相濟的特點，方筆入紙，圓轉出鋒，將隸書波磔變化體現得淋漓盡致。

《禮器碑》在字體結構上更顯細勁剛強，雖然此碑字體大多較瘦，但纖而能厚，瘦勁如鐵，傳達出一種高古之氣。此碑成于東漢永壽二年（156年），晚于《乙瑛碑》三年，但字體上卻與《乙瑛碑》大不相同，充分說明當時隸書發(fā)展速度之快?！抖Y器碑》字體整體收筆、起筆干凈利落，捺角粗壯斜行，長波尾部尖挑，風格質樸，使得字體節(jié)奏感更強，更顯美感。此時的隸書碑刻，凸顯特征更加多樣化，筆畫波磔、蠶頭、長短更加多變，既有之前嚴謹的靜態(tài)之美，亦漸有線條流動之美。

《禮器碑》局部

《史晨碑》是“孔廟三碑”中建成最晚的，此碑刻除具有隸書常見波磔之美外，更注重字體結構每一個筆畫的藝術加工，使得字體更具美感，風韻自然，提按得法，飛彩凝暉。波法：更具變化，起筆時稍有下探，轉翻筆逐漸提筆，行至筆鋒中間，漸漸加力，雁尾處止。橫法：多于變化，中間部位可凸可凹。點法：形似三角形，也可作短橫。捺法：依據短捺、長捺之別，采用不同的書寫方式，在捺腳處可見折筆。此時隸書已經相當成熟，文人墨客對隸書的推崇達到新的高度，為隸書后來繁榮發(fā)展及向楷書轉變奠定了基礎。

（二）魏碑——隸書的飛躍

漢魏碑刻體現了篆書的逐漸瓦解，以及一種新字體結構——隸書的形成。隸書的形成，從最初僅為某些點畫的發(fā)展，到之后隨著篆書不斷向隸書逐漸發(fā)展，出現了筆畫增多等現象，為此時期碑刻風格的形成增添不可或缺的一筆。篆體是在甲骨文等文字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但篆體同象形文字等相比，具有書寫性強，以及彎曲有弧、線條粗細一致等特點。篆體可以使用弧線、直線、點等三種線條來概括，等發(fā)展到隸書后，字體筆畫逐漸豐富了，增加了波、豎、橫、磔、挑等筆畫，使得漢字書寫更加注重變化的動態(tài)之美。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隸書發(fā)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隸書更富于變化，且逐漸顯現出向行書發(fā)展的趨勢。其中，曲阜魏碑中《賈使君碑》《張猛龍碑》《李仲璇碑》屬于曲阜魏碑典型代表之作?！顿Z使君碑》承前啟后，具有《禮器碑》字體結構類似之特點，字體高古，但字體結構更加精絕，充分彰顯魏碑大成之作。

與《賈使君碑》相比，《張猛龍碑》更加追求體態(tài)的多變，體現自然流暢之美感，在整體風格上更加逸氣橫生。字體結構上富于變化，以橫畫為例，在碑刻中以方橫為主，兼有圓橫，整體橫畫氣勢雄渾、厚重，且橫畫自左向右傾斜，呈俯仰之勢，增加橫畫的多變特點；且字不同，則橫畫特點不同，通過體式、粗細變化，增強碑刻妙趣。該碑刻字體沿承漢隸，在章法結構上則更加大膽，但保持了碑刻的整體統(tǒng)一性。《李仲璇碑》為東魏興和三年（541年）刻，較《賈使君碑》《張猛龍碑》成碑較晚，此碑刻特征：正書，時作篆筆，間以分隸，字體更是多變?？涤袨樵u其為“逸上品”，在《廣藝舟雙楫》中評價其書法“圓靜”，“如烏衣弟子，神采超俊”。

（一）曲阜漢魏碑刻影響下趙之謙書法的“形”與“魂”

19世紀，書法藝術領域發(fā)生了較大變化，金石學逐漸被引入書法研習與創(chuàng)作之中，使得書法更具有金石韻味。當世之才子紛紛加入到金石書法研究之中。趙之謙屬于那一時代的集大成書法家，英才天縱，其在印學、書畫等方面均造詣頗高。趙之謙學書最初取法顏真卿，后折服于包世臣“鈎捺抵送，萬毫齊力”的思想，完全轉向北碑。趙之謙曾在隨身札記《章安雜說》中寫道：“所見無過《張猛龍碑》，次則《楊大眼》《魏靈藏》兩造像。”趙之謙從《張猛龍碑》中吸收了結字的嚴密整飭和用筆的勁健峭拔，并以此樹立了自己的風格。其字結體以欹側取勢，重心往往從左下向右上角伸展，在統(tǒng)一中求平衡。不難看出，這些正是從《張猛龍碑》中得到的精髓。

《張猛龍碑》局部

篆隸方面，趙之謙巧妙地將從北碑中學到的筆法融入篆、隸書體中，故其隸、篆二體也呈現儀態(tài)多變、飄逸飛揚的特點。趙之謙在青年時結識了書法家胡澍。胡澍精于書法、善于篆刻，師從鄧如石，對漢魏碑刻研究頗深，曾云“《乙瑛》雄古，《韓敕》變化，《史晨》嚴謹，皆漢隸極則”，足見其對曲阜漢碑的推崇。趙之謙與胡澍交往甚密，在書法上深受其影響，對其推崇備至。

趙之謙曾言鄧石如篆書第一，之后則是胡澍?？梢?，趙之謙的隸書也源于曲阜的漢碑，形神具備。但趙之謙更加注重創(chuàng)新，在考究基礎上增加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特有的書風。例如，其傳世的《張衡靈憲四屏》，從中可見趙之謙隸書沉雄方厚、血肉豐滿、婉轉圓通，運用直入平出和折鋒等用筆方法；字體以偏上為中心、為特點，形成上緊下松之“形”，頗具流動之“神”。

（二）傳承曲阜漢魏碑刻之道

漢魏碑刻對當代的隸書、篆書等書法藝術發(fā)展與創(chuàng)作影響很大，為當代隸書與篆書碑刻臨摹與創(chuàng)新之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以清代書法家趙之謙書法創(chuàng)作深受漢魏碑刻影響為例，在漢魏碑刻臨摹與創(chuàng)新中可以運用以下之法。首先，治學之法在于“嚴”。無論是對于曲阜漢魏碑刻的隸書碑刻或是篆書碑刻的研究，皆應當以嚴謹為研究原則，多方面查證。其次，發(fā)展之法在于“鑒”。書法藝術傳承的重點在于對原有書法的傳承，使得書法得以延續(xù)，代代流傳。最后，創(chuàng)作之法在于“新”。不僅需要前期的深入探索與研究，亦需要思考之后的創(chuàng)新嘗試，以創(chuàng)作出獨具特色的書法作品。

趙之謙隸書《張衡靈憲四屏》

綜上所述，曲阜漢魏碑刻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與史學價值，為后世書法藝術的傳承與發(fā)展產生了深刻影響。清代書法家趙之謙的成功亦為當代書法藝術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定思路。在漢魏碑刻臨摹與創(chuàng)新之法上，可以采用治學之法在于“嚴”、發(fā)展之法在于“鑒”、創(chuàng)作之法在于“新”等方法，以促進書法藝術的繁榮與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