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立項熱點與趨勢展望

——基于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的透視

作者：王寧（上海交通大學碩士研究生），魏崇輝（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基于國家社科基金數據庫梳理發(fā)現，學界從不同視角積極探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結概括“治理”研究的現狀提供了契機。首先，以有關“治理”問題的2660項國家社科基金在全部立項項目中所占比重、學科分布、項目類別以及地區(qū)分布等視角分析“治理”問題的研究概況。其次，依托高頻詞匯梳理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的立項熱點和各年間的研究變遷。最后，在已有數據和資料的基礎上從治理主體、治理內容和治理績效等方面展望學界未來研究趨勢，總結概括“治理”問題研究的新興生長點，進而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理論支撐和邏輯支持。

關鍵詞：治理 國家社科基金 國家治理體系 國家治理能力

引言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盵1]在此類重要文件中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往往標志著未來政策主張的變革方向。此后，黨的十九大、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持續(xù)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中國共產黨對“治理”問題的理解和實踐不斷深化。比如2017年十九大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盵2]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p>

一、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概括梳理

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共立項34210項，其中關于“治理”的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數量達到了2660項，本文將以其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學科分布、類別分布、項目類別地域分布等內容，力圖歸納出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的概況。

（一）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在總體立項項目中占比

表1 2014-2021年有關“治理”問題立項項目在國家社科基金總體立項項目中占比

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從2014年開始呈現遞增趨勢，在2014年達到3822項，到了2021年就已經猛增至4641項，漲幅高達21.4%。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總量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有關“治理”的研究也不斷增長，比如在2014年有關“治理”這一概念的立項僅為211項，但到了2021增至447項，增長了1.1倍。而且“治理”這一概念不僅在絕對數量上呈現增長趨勢，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總數的比重中也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比如在2014的5.52%增長到2020年的10.92%，漲幅高達5.4%。

（二）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學科分布

綜合分析2660項國家社科基金中有關“治理”的立項項目，以全部26個學科為研究對象，包含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在內，“治理”問題的廣泛代表性充分展現。眾多立項學科中，其中以管理學最多，達到了431項，在2014-2021年有關“治理”問題的立項項目中占比達到了16.2%；其次是政治學，有關“治理”類立項項目達到了406項，占比15.2%，法學、馬列·科社、應用經濟依次分列其后，而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學科關于“治理”類項目立項比重所占較低。在全部的26個學科中，共有22個學科在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中涉及到了“治理”的相關概念，占比高達84.6%，可見“治理”項目學科分布的廣泛性。足以可見“治理”概念所具有的關聯性、包容性和跨越性，同時也可以印證其廣泛的學科代表性。

圖1 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有關“治理”問題學科分布

（三）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類別分布

圖2 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類別分布

2014年-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數據庫關于“治理”立項的項目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其中一般項目在各個年份中所占比重均最大，共1758項，占比高達67.8%；其次是青年項目，共631項，占比為24.3%；而重點項目共204項，占比7.9%。而具體到各個項目類別來進行討論，關于“治理”的重點項目和青年項目保持著平穩(wěn)發(fā)展，近幾年來變化不大，但始終保持平穩(wěn)增長態(tài)勢。比如重點項目在2014年僅為13項，但此后的每一年均高于13項，2020年為44項、2021年則為31項；而青年項目增長的趨勢更為明顯，在2021年僅為7項，但其后的每一年都高于70項，在2021年更是高達115項。與重點項目和青年項目的“低起點”相比較，一般項目在2014年時就已經達到了124項，其后每年仍以一定程度增長，在2021年時立項項目已經是2014年的2.7倍，達到了331項。

（四）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地區(qū)分布及占比

表2 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地區(qū)分布及占比

2014-2021年關于“治理”類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的立項地區(qū)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立項數量和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地區(qū)的高校密度有著密切關系，比如北京、江蘇、湖北等地在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中立項的數量和比重均較高；反觀西藏、海南等地各類項目的立項數量和比重相對來說較小。圍繞“治理”問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進行分析研究，在重點項目的所有立項地區(qū)中北京所占的比重最高，占比15.6%，立項的數量更是達到了32項，其后依次是湖北（8.3%）、江蘇（7.8%）；一般項目立項地區(qū)相較于重點項目和青年項目來說是最廣泛的，而在各個地區(qū)的占比中江蘇的立項數量最多占比也最大，共立項177項，其次是北京（9.8%）、浙江（6.9%）；在青年項目中立項數量最多的依然是北京，其次上海（9.0%）、江蘇（7.0%）。而且青年項目中的地區(qū)立項比重差距是最大的，比如西藏的立項比重只占0.4%，與排名第一的北京相差16.3%。

二、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立項熱點與研究變遷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執(zhí)政理念和方式展開積極探索，學界緊跟時政，將研究的重點同樣聚焦在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各個方面。自2014年以來，國家社科基金中“治理”項目所占總體比重由2014年的5.52%上升了2021年的9.63%。在對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中前40位的立項熱點詞匯進行整理后，近年來一些立項熱點諸如社會治理、地方和基層治理以及治理現代化更加直觀地呈現了出來，有關“治理”的立項項目變遷主要體現在治理主體、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標等方面。

（一）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立項熱點的涌現

表3 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高頻詞匯排序

在對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問題立項項目高頻詞匯梳理之后，如表4所示，目前學界對于“治理”項目的立項關注點聚焦在社會治理、治理路徑、協同治理等方面。對這些關鍵詞進行歸納整理，其中經濟、安全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側重于廣泛意義上的社會治理；農村、基層隸屬于廣泛意義上的地方治理和基層治理；而網絡治理、協同治理都是實現治理現代化的積極嘗試。因此，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的立項熱點主要集中在社會治理、地方和基層治理以及治理的現代化等方面。

1. 新型社會治理格局的形成

面對分化的社會利益和各方參與的訴求，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轉變?yōu)檎陨隙屡c社會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治理’”。[5]44治理同管理最大的不同無疑是治理主體的區(qū)別，由原來政府一元管理格局轉變?yōu)樯鐣嘣卫砀窬?，這其實正是回應社會對于共治的呼求。所以公共安全問題帶來的社會矛盾的解決以及對于生態(tài)文明與經濟發(fā)展協調的重視，其實均是廣義上的社會治理范疇。同時，在表4中我們可以注意到，直接對于社會治理問題的研究詞頻高居前列，對于環(huán)境、制度、安全等領域的治理研究均位于高頻熱點詞匯的前40位，可見學界對社會各領域治理問題的重視。

2. 地方治理和基層治理的火熱

地方治理和基層治理雖然在我國治理體系中處于次級體系，但是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提高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huán)。[6]因此地方政府自主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始終是學界關注的熱點，黨和政府的諸多文件中也多次提及社區(qū)治理、基層民主協商等基層治理相關內容。而對農村基層治理的追求、對城市社區(qū)治理的探索以及對地方治理問題的反思等等，均是自2014年以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立項熱點。具體情況如表4所示，對于“鄉(xiāng)村”“城市”“農村”“基層”等角度的立項，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地方治理和基層治理的相關領域，伴隨著協商民主的推廣以及治理技術在基層治理中的應用，地方治理和基層治理將會繼續(xù)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

3. 現代化治理體系的積極探索

對于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是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聚焦的又一熱點話題，如表4所示，“協同”“創(chuàng)新”“現代化”高居所有熱頻詞匯的前列。不同于社會治理和基層治理，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對于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探索多集中于治理機制方面，即更加關注“如何治理”這一問題，其關注的重點多集中于如何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的創(chuàng)新能力以及如何將互聯網融入政府治理中。因此，相較于社會治理、基層治理等具體領域的治理問題，治理的現代化問題更加注重各個治理領域的系統(tǒng)性和協同性，所以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多個具體維度均會涉及到治理的現代化問題，這也是為什么對于治理現代體系的探索會成為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的熱點問題。

（二）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研究變遷

表4 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各年高頻詞匯

2014年以來學界就已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了有關“治理”的話題中，如表2所示，無論是有關“治理”項目立項的絕對數量，還是在所有立項項目中的比重總體上都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在梳理2014-2021年“治理”項目歷年高頻詞匯后，如表5所示，治理主體的變遷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從2014年的“政府”“城鎮(zhèn)化”到2018年之后的“鄉(xiāng)村”“協同”和“共同體”；其次是治理技術的變化，相較于治理的價值性爭論，治理技術的出現無疑能夠切實提升治理能力，因此對于“網絡”治理、“數字”治理以及其他治理技術的探索成為關注的重心；第三則是治理內容的變化，在2014年時更側重“社會治理”和“政府”治理等領域，到2018年時對于“治理體系”“環(huán)境”“鄉(xiāng)村”等方面給予了更多關注。

1. 治理主體結構的優(yōu)化

從治理系統(tǒng)的現實場景出發(fā)，近些年來社會中公共事務的發(fā)展呈現出治理的復雜性，傳統(tǒng)的政府主導的一元治理格局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因此，中國共產黨持續(xù)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在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盵3]28其目的正是構建多主體參與的多主體參與的有機治理整體，進而構建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國家治理體系?；诖?，學界對于治理主體的關注同樣發(fā)生了一些變遷。如表5所示，在2014年對治理主體的關注仍然集中于政府這一政治權力系統(tǒng)，而在2018年之后學界更多的聚焦于“治理體系”“協同”“鄉(xiāng)村”等多元治理主體的構建，努力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新格局。

2. 治理手段內涵的充實

不同于黨的十八大提出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盵1]27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提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毕噍^于十八大時期提出的社會管理體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社會治理體系新增了“民主協商”和“科技支撐”兩個關鍵詞，其實這次轉變正是集中在治理手段方面。我們可以利用協商的方式來回應民眾對那些易引起爭議決策的關注，正如談火生所言“中央文件的變化背后反映的是中國政治社會本身的變化，以及協商民主在回應社會政治變化所具有的潛力。”[7]而治理手段的變遷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中反映更為明顯，如表5所示，學界在2014-2016年是在寬泛地意義上談論如何推進治理手段、治理機制的創(chuàng)新，而在2018年之后從“治理體系”“協同”“網絡”等領域展開治理手段變革的研究，恰恰對應“民主協商”和“科技支撐”。

3. 治理內容重心的延展

國家治理體系其實是個有機整體，涵蓋政治權力系統(tǒng)、社會組織系統(tǒng)、市場經濟系統(tǒng)、憲法法律系統(tǒng)和思想文化系統(tǒng)等多個領域。[5]53因此，作為一個系統(tǒng)性工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形成絕非易事，需要全社會各個主體的廣泛參與，同時還需借助一些科學技術手段來提高治理效能?；诖?，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每年的高頻詞匯值得我們留意。如表5所示，在2014-2016年時，學界關注的重點多聚焦于“社會治理”“政府”等某個具體領域，而在2019-2021年，“治理體系”“協同治理”等系統(tǒng)性、整體性治理體系的構建成為學界聚焦的重心，這表明在中央的引導下，學界也逐漸重視治理問題的全面性和協調性，這其實也同樣是學界重要的理論探索和理論創(chuàng)新。

三、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立項趨勢展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家社科基金有關“治理”項目研究已經頗具規(guī)模，不僅2021年的立項規(guī)模相較于2014年增長了一倍，而且學科分布及其廣泛。不過，這并非意味著國家社科基金關于“治理”問題的立項項目已經十分完善，隨著時代脈絡的推進仍然有些問題的出現國家社科基金的關注不足，例如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如何引領的問題；對東部問題過多關注而忽視了對中西部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近幾年來的立項項目多集中于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方面，是否可以引導學界搭建治理評價體系，忽視社會對治理效果持續(xù)關注？

（一）強化黨建引領，打造多主體共治格局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希望借助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來實現激發(f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蘊含的治理潛能，進而將制度潛能轉化為治理效能，基于此學界開展了從“治理機制”“社會治理”“協同治理”等各個方面的研究。然而有些研究忽視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各類社會組織、基層政府雖然是重要的治理主體，但卻不是治理的核心。如果要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治理潛能的充分激發(fā)，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則必須加強中國共產黨治理能力和實踐素養(yǎng)的理論研究，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國家治理的神經中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8]

在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治理主體的研究中，學界更多的聚焦于政府、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的研究，而對于執(zhí)政黨的研究相對較少，在2014年到2021年期間僅有111項立項項目涉及到了如何提高中國共產黨的治理能力。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應該是統(tǒng)籌社會中各個治理主體的核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yōu)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盵2]14學界如果忽視對治理主體核心的研究，無疑會大大削弱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如果要激發(f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潛能，進而讓制度效能轉化為治理優(yōu)勢，必須加強對黨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關系研究，讓中國共產黨統(tǒng)籌各個治理主體，共同打造多主體治理格局，形成有效運轉的治理體系，進而推動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二）注重治理的復雜性，克服時空重疊性難題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大難題是由于東部、中部和西部發(fā)展不平衡帶來的治理的復雜性，由于東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社會結構和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不盡相同，各地治理的重心不同，因此“并不存在抽象的、放之四海皆準的好的治理制度和治理體制，治理制度和治理體制的好壞取決于其與特定環(huán)境的契合程度?！盵9]三個地區(qū)之間由于經濟發(fā)展時間維度和地理空間維度的不同，所以各自的治理經驗并不能直接移植。

國家社科基金有關“治理”的立項項目其實已經關注到了東部、中部和西部各個地區(qū)之間的治理，但是對東部地區(qū)治理情況的關注遠遠超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如表3所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和青年項目北京、江蘇和浙江等發(fā)達地區(qū)的項目立項比重遠遠高于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等地區(qū)，其所關注的重點又都是東部地區(qū)的“社會治理”“城市治理”和“基層治理”，因此國家社科基金可以在今后對于“治理”問題立項時做出適當調整：其一，項目數量向中部和西區(qū)傾斜，以增加當地高校對本地區(qū)治理問題的關注；其二，鼓勵東部地區(qū)高校關注中部、西部以及國家整體性治理格局的構建。

（三）構建評價體系，明確治理評價指標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僅僅包含治理主體、治理手段的現代化，更應包括治理績效評估體系的建構。“將抽象的國家治理轉變?yōu)榭刹僮骰涂捎脭底譁y量的指標，既能縱向的觀察治理的發(fā)展變化，又能橫向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以發(fā)現自身的優(yōu)勢和不足?！盵5]61因此對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應該重視對治理效果的評價，然而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的關注點大多聚焦于治理主體、治理內容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缺乏對治理評估體系的研究。如表4和表5所示，無論是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有關“治理”項目的前40位高頻關鍵詞，還是各個年份的熱頻詞匯，均無直接關系到治理績效評估的內容。在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立項項目中進行檢索，分別以“治理效果”“效果”“評價”等為關鍵詞，僅有不足30個與之相關的立項課題。

為了對國家治理效果進行有效反饋，應當積極構建一套治理績效評估機制，鑒于目前國家社科基金有關治理效果評價項目不足現狀，應積極引導學界將自身專業(yè)素養(yǎng)應用于國家治理評估機制的構建。對于具體的評價指標，可以借助價值維度來搭建，例如法治程度、廉潔程度、透明程度等具體價值理念，同時也可借助人民對某項政策的具體回應來作為評估標準。總之，評價體系的構建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至關重要，而目前國家社科基金對此重視程度仍有待提升，因此對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很可能成為未來學界的研究方向。

四、結語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蔽覈鴮W界敏銳地抓住時政熱點，國家社科基金有關“治理”問題立項項目自2014年以來數量呈現出增長態(tài)勢，各個學科從自身理論架構出發(fā)賦能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本文以2014-2021年立項的2660項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為研究對象，首先從項目比重、學科分布、研究類別和地區(qū)分布四個方面樹立了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的研究概況。其次本文聚焦于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的立項熱點和研究變遷，通過梳理2014-2021年國家社科基金“治理”問題立項項目的高頻詞匯發(fā)現學界在社會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層治理以及對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探索；而對2014-2021年各年間的熱頻詞匯進行梳理，可以注意到學界對“治理”問題的研究經歷了一些細微的轉變：治理主體機構的優(yōu)化、治理手段內涵豐富以及治理內容重心的延展?；谝延袛祿Y料的整理，筆者嘗試從三方面對國家社科基金“治理”項目立項趨勢進行預測：第一，強化黨建的引領作用才有利于打造多主體共治格局；第二，只有注重治理中的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復雜性，才能逐漸克服治理的時空重合性難題；第三，為了對治理效果進行有效反饋，需要構建一套評價體系?？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已是大勢所趨，為了發(fā)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蘊含的治理潛能，進而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治理新格局，學界應當積極發(fā)揮自身專業(yè)優(yōu)勢，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質升級。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2].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室.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3].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劉智峰.國家治理論：國家治理轉型的十大趨勢與中國國家治理問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6.

[5].張小勁，于曉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六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侯恩賓，李濟時.建國后地方治理中黨的制執(zhí)政方式演變與經驗教訓[J].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6（4）：49-57.

[7].談火生.協商治理的當代發(fā)展[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23.

[8].郭宏彬，白謹豪.黨的領導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保證[J].人民論壇，2021（30）：91.

[9].杜姣.村莊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25.

來源： 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