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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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襄陽地處漢水之濱襄樊關(guān)鍵詞自然排名，漢末劉表將荊州州治遷至襄陽，襄陽由南郡一邊鄙小鎮(zhèn)一舉成為富裕大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連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不僅吸引了大批文人名士的游歷隱居，也成為漢末三國英雄高度關(guān)注和拼死爭奪的戰(zhàn)略要地。漢末名士、三國英雄足跡遍及襄陽各地，至今流傳著大量的三國地名故事與遺跡傳說，既有蜀漢英雄地名與遺跡、魏晉英雄地名與遺跡、東吳英雄地名與遺跡，還有荊襄英雄地名與遺跡和漢末名士地名與遺跡等，呈現(xiàn)出顯著的復雜性。復雜多樣的三國地名故事從一個側(cè)面記錄了漢末三國時期襄陽的輝煌歷史和重要地位，具有極為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

關(guān)鍵詞：襄陽；三國；地名文化

三

地名伴隨著人類活動而產(chǎn)生，是人類足跡和思維的記錄，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漢末三國時期是一個戰(zhàn)爭頻發(fā)、群雄紛爭的亂世，三國地名與遺跡是漢末三國亂世歷史的一種特殊記憶，從中能分明感受到三國英雄的豪情壯志和普通百姓的愛憎情感。復雜多樣的襄陽三國地名與遺跡正是這一特殊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為深刻的歷史文化價值。

(一)反映了襄陽地區(qū)在漢末三國時期的特殊地位

襄陽原本為楚國北津戍，乃一處軍事城堡，漢初始設縣，故改稱北津戍城為襄陽城，但兩漢時期襄陽只不過是荊州南郡一個邊鄙小縣。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軍閥豪強各自為政，肆意殺伐。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年)，長沙太守孫堅殺死荊州刺史王叡，多地郡守、縣令擁兵作亂。劉表被任命為荊州刺史(兩年后為荊州牧)，聯(lián)合蔡瑁、蒯良、蒯越等襄陽豪族勢力，文武兼用，恩威并舉，很快便平定了荊州地區(qū)的亂局，并以其過人睿智將荊州州治遷至襄陽，襄陽始以一個邊鄙軍事小鎮(zhèn)一舉成為富裕大州州治之城。毫無疑問，作為名震天下的鄂北重鎮(zhèn)，襄陽的發(fā)展始于劉表時期，從襄陽古城、荊州街、荊州古治、呼鷹臺等荊襄英雄地名與遺跡中不難看到劉表等人在襄陽發(fā)展史上的開創(chuàng)性作用。

更重要的是，劉表坐鎮(zhèn)襄陽經(jīng)營荊州近二十年，形成了一個“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谷獨登，兵人差全”的一方樂土，與中原地區(qū)頻繁戰(zhàn)亂導致“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詩)的悲慘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于是，清平安寧、沃野千里的荊州便吸引了大批逸士俊才云集襄陽，隆中、魚梁洲、司馬德操宅、徐庶宅、崔州平宅、龐士元宅、仲宣樓等三國地名與遺跡集中表現(xiàn)了漢末名士俊逸寓居襄陽的盛況。這些名士俊逸寓居襄陽不僅僅是為了逃避戰(zhàn)亂或放浪形骸，他們都是極富政治頭腦和戰(zhàn)略眼光的政治家、戰(zhàn)略家，靜觀時勢變化、審慎思考問題是他們隱居生活中的重要內(nèi)容。故而當劉備三顧茅廬之后，諸葛亮便為蜀漢集團呈獻了思考成熟的三分天下的宏偉藍圖：“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quán)據(jù)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jù)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yè)?！ぁぁぁぁぁと艨缬星G、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接好孫權(quán)，內(nèi)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后來龐統(tǒng)也向劉備提出了“權(quán)借益州”的鼎足之計。由此可見，諸葛亮《隆中對策》既是他個人思慮已久的立國之策，也是云集襄陽的英才們共同研討認為切實可行的戰(zhàn)略方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三國爭霸歷史的起點實質(zhì)上始于襄陽。

事實上，不僅諸葛亮等蜀漢英雄將襄陽選定為日后北伐中原的前沿基地，魏、晉、吳各方軍事家們也無不將襄陽視為北伐或南征的戰(zhàn)略支點與戰(zhàn)略要塞。曹操南下荊州首先重兵威逼攻占的便是樊城、襄陽城，攻占襄陽地區(qū)后立刻分南郡北部別立襄陽郡。赤壁之戰(zhàn)受挫后，曹操命令曹仁、樂進、徐晃等名將駐守荊襄地區(qū)，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寧可放棄江陵，也決不放棄襄陽，曹魏名將們也充分認識到襄陽的重要性和關(guān)鍵性。《三國志·滿寵傳》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蜀將關(guān)羽借助洪水向襄陽城、樊城發(fā)起了凌厲的攻勢，樊城危在旦夕，部屬多建議主將曹仁棄城全身，副將滿寵則堅決反對：“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辈苋试跐M寵的支持下死守樊城、襄陽城不退，直至徐晃援軍到來，最終成功地挫敗了關(guān)羽占領(lǐng)襄陽、建立北伐基地的戰(zhàn)略企圖。從曹仁擂鼓臺、東岡、龐德墓等地名與遺跡中不難感受到當年曹魏名將們死戰(zhàn)到底、決不后退的戰(zhàn)斗風采。吳國偷襲荊州斬殺關(guān)羽后，亦多次發(fā)起襄陽襲擊戰(zhàn)，試圖將襄陽城變成北伐前沿，陳邵、陸遜、諸葛瑾等吳國名將均涉足襄陽，但都遭到魏軍強力反擊而失敗。司馬氏代魏之后，依舊高度重視經(jīng)營襄陽郡，始終將荊州都督府設在襄陽城，羊祜、杜預等晉初名將均長期坐鎮(zhèn)襄陽，并縝密制定和實施了規(guī)模宏大的滅吳之戰(zhàn)的戰(zhàn)略方針?？梢院敛豢鋸埖卣f，西晉南征滅吳、統(tǒng)一天下的步伐亦始于襄陽。

襄陽地處漢水之濱，是中原地區(qū)與南方荊州重要的交接點，漢末三國時期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成為連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樞紐，不僅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天下俊士文豪云集之地，而成為全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之一，大量的復雜多樣的三國地名故事從一個側(cè)面記錄了襄陽的輝煌歷史和特殊地位。

(二)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忠義思想的深刻影響

建安六年(201年)，劉備集團在汝南之戰(zhàn)中遭到曹操重創(chuàng)，被迫南下荊州依附劉表，奉命鎮(zhèn)守襄陽北大門新野縣(今河南新野縣)。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劉表病逝，其子劉琮舉州降曹，劉備集團被迫撤至江夏郡。赤壁之戰(zhàn)后，劉備占據(jù)荊州大部郡縣，任命關(guān)羽為襄陽太守，伺機北取襄陽郡，但襄陽郡始終控制在曹魏集團手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guān)羽率部進攻樊城，水淹七軍，圍困曹仁，聲震華夏，但數(shù)月之后在呂蒙偷襲江陵和徐晃救援樊城之下土崩瓦解，從此蜀漢集團再也沒有涉足襄陽。也就是說，蜀漢英雄們在襄陽地界有過八年左右的活動經(jīng)歷，而從未真正控制過襄陽，遠遠比不上劉表集團統(tǒng)治襄陽二十年、魏晉英雄經(jīng)營襄陽七十年的深厚根基。

然而，與大多數(shù)地區(qū)三國地名文化的情形相似，襄陽境內(nèi)亦以蜀漢英雄地名與遺跡占比最大，民間百姓最津津樂道的依然是蜀漢英雄們的行蹤和故事。這并非因為蜀漢英雄們給予了襄陽百姓巨大的恩惠，而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忠義思想長期浸潤尤其是宋元以來忠義思潮盛行的深刻影響所致。六朝隋唐時期，三國故事開始傳誦于民間，而蜀漢君臣形象最符合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的標準，民間日漸形成推重蜀漢君臣的傾向。到了兩宋時期，北方游牧民族政權(quán)頻繁侵擾，終致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在宋元外敵侵凌、民族式微的背景下，社會普遍涌動著一股人心思漢、救亡圖存的忠義思潮。于是，在三國故事流傳和三國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人們將忠義著稱的劉備君臣視為漢民族的象征，而將曹操等人影射為北方強權(quán)統(tǒng)治者，將孫權(quán)等人視為背棄盟友的卑劣小人，形成了一種“擁劉反曹貶孫”的思想傾向。蘇軾《東坡志林》記載北宋說書藝人說三國故事時融入了十分明顯的主觀情感傾向，令少年兒童們“聞劉玄德敗，顰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标P(guān)漢卿《單刀會》雜劇再三強調(diào)蜀漢政權(quán)的合法性，渲染蜀漢英雄們堅守忠孝節(jié)義思想的自豪感，敘述關(guān)羽訓斥魯肅道:“俺哥哥合承受漢家基業(yè)，則你這東吳國的孫權(quán)，和俺劉家卻是甚枝葉？”“說與你兩件事先生記著：百忙里稱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漢家節(jié)！”這種強調(diào)漢家正統(tǒng)、大張忠義精神的文化思潮一直延續(xù)至元末明初，無疑對小說《三國演義》的成書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在作家羅貫中筆下，吳魏英雄在品德上多有缺失或不突出，蜀漢英雄們則是傳統(tǒng)仁義道德和民族氣節(jié)的象征，尤以諸葛亮、關(guān)羽為最杰出的代表。

而《三國演義》的巨大成功，又反過來極其深刻地影響了明清時期的審美風尚，廣大民眾和士人階層以傳揚蜀漢英雄功業(yè)、歌頌蜀漢英雄品德為美，地名故事中多附會蜀漢英雄正是這種審美風尚的反映。如前文所述，襄陽蜀漢英雄地名與遺跡數(shù)量最多，但虛構(gòu)性強，附會成分明顯。如關(guān)羽的帽子不會化成山丘，張飛的丈八蛇矛不會將山腰捅個無底洞，白云也不會因趙子龍插旗而涌出等等，這只是后世襄陽百姓為了紀念心目中道德高尚的英雄們而杜撰附會出來的故事而已，但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了社會民眾對于傳統(tǒng)忠義精神的充分肯定和贊美。

(三)反映了廣大民眾對于仁政德治的充分肯定

襄陽三國地名與遺跡中，并非蜀漢英雄地名與遺跡一家獨大，荊襄英雄地名與遺跡、魏晉英雄地名與遺跡亦頗引人注意。無論是史學家陳壽，還是小說家羅貫中，對于劉表的評價都不高。《三國志·劉表傳》認為劉表缺乏遠大志向和博大胸襟：“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庇终f他“外寬內(nèi)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將劉表視為同袁紹一樣的無能者。然而，劉表自幼尚儒，遵守中庸之道，積極推行仁政。初至襄陽征詢治理荊州之策，襄陽名士蒯良主張行“仁義之道”，劉表欣然接受。在坐鎮(zhèn)襄陽統(tǒng)治荊州近二十年中，劉表打擊豪強，安定地方，廣招儒士，開辦學校，惠及荊州百姓。《后漢書·劉表傳》載曰：“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奸滑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guān)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shù)，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shù)，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經(jīng)章句》，謂之后定。安民養(yǎng)士，從容自保。”又載：“在荊幾二十年，家無余積?！眲⒈碓跔幇蕴煜碌膩y世中固然缺乏英雄才略，但廣行仁政德治，善待百姓，蓄養(yǎng)士人，使荊州成為亂世中的“王道樂土”，而自己則為人清廉，不斂資財，無論是個人品德，還是政風政績，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以劉表為核心的荊襄英雄地名故事流傳至今，正是千百年來襄陽人民對于劉表的肯定和贊許。

作為蜀漢集團的對立面，曹魏人物在《三國演義》中屢遭譴責，但曹操亦廣行德政，在中原百姓中頗有聲譽，而且曹操善于籠絡人心，善于使用英才，具有非凡的政治胸襟和人格魅力，對此羅貫中又給予了充分肯定。曹仁以忠勇著稱，龐德以氣節(jié)聞名，小說同樣給予了贊美。故而，襄陽三國地名文化中亦不乏曹魏英雄的身影。

對于通過強權(quán)和殺戮建立起來的司馬氏政權(quán)，后世士人和廣大民眾普遍無好感。然而，襄陽百姓對于羊祜、杜預兩位坐鎮(zhèn)襄陽的西晉官員卻敬愛有加?！稌x書·羊祜傳》記載了“墮淚碑”的來歷：“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宇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毕尻柊傩蘸我詫ρ蜢镉腥绱松詈袂楦袨槠洳∈哦錅I呢？原因很簡單，就是羊祜是廣行善德仁政的楷模：“(羊祜)出鎮(zhèn)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ぁぁぁぁぁ侨唆馊粣偡?，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如此有德量有政績的仁者，死后連敵方將士為之哭泣，更何況他治下的百姓呢！作為羊祜的繼任者，杜預同樣推行德政，關(guān)注民生疾苦，在忙于戰(zhàn)爭籌劃中亦不忘發(fā)展經(jīng)濟，惠及民眾?！稌x書·杜預傳》載：“預以天下雖安，忘戰(zhàn)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ぁぁぁぁぁぜび脺頊U諸水以浸原田萬余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正是由于羊祜、杜預重視百姓生存問題，廣行仁政，故而襄陽百姓自發(fā)為他們建造祠堂，歲歲奉祀其英靈。盡管襄陽境內(nèi)有關(guān)羊祜、杜預的地名故事占比不大，但都充滿著濃烈的敬愛之情，充分表現(xiàn)了古代襄陽人民對于仁政德治的渴望和肯定。

總之，三國地名故事是三國歷史的一種重要而特殊的記錄，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價值。大量的襄陽三國地名與遺跡故事不僅生動地記錄了漢末三國英雄的足跡行蹤，反映了漢末三國時期襄陽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也真實地反映了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人心所向，對于中國傳統(tǒng)忠義精神的歌頌和對于仁政理想的肯定，正是襄陽三國地名文化的獨特價值所在。

文章作者：王前程 譚穎

文章來源：《湖北文理學院學報》2021年 第10期

選稿：何鉑羽

編輯：劉家瑤

校對：孫欣儀

審定：鄒怡思

責編：吳雪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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