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躍進/文

摘 要：《蘭亭集序》是文學史、書法史上的重要文獻。圍繞《蘭亭集序》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論爭：一是關(guān)于這篇序文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二是關(guān)于參加蘭亭集會及寫詩的人數(shù)；三是關(guān)于《蘭亭集序》是否為王羲之的書法。歷時性地考察魏晉風度的時代特征，可以總結(jié)出三點：從德與才的論爭，可以透視漢魏之際高門與寒門的較量；從藥與酒的沉溺，可以窺探竹林七賢的無奈選擇；從道與佛的興盛，可以探析東晉名士的追求。作為魏晉風度的具體體現(xiàn)，蘭亭雅集名士在享受集會歡樂的同時也頗流露出人生的無奈。

關(guān)鍵詞：蘭亭集序；魏晉風度；佛道；王羲之；蘭亭雅集

(一)關(guān)于王羲之的生平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今山東諸城一帶)人。其父王曠始創(chuàng)元帝過江之議。過江后，家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王羲之十三歲時為周

所異。善隸書、行書。起家秘書郎。為征西將軍庾亮參軍，遷長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召為侍中、吏部尚書，不就，拜右軍將軍，求宣城郡不許，乃為會稽內(nèi)史?！稌x書》本傳稱其“年五十九卒”[注]。題名陶弘景《真誥》卷16《闡幽微》注：“逸少……至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十九?！盵注]余嘉錫引此曰：“《真誥》雖不可信，而隱居之注，考證不茍，必有所據(jù)?！盵注]唐人張懷瓘《書斷》中亦云其“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注]。據(jù)此，王羲之生于晉太安二年(303年)，卒于東晉升平五年(361年)。此說已為多數(shù)學者所認同。

徐邦達《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王羲之生卒年歲舊說的平議》[注]另載三說：

其一，《太平廣記》270引羊欣《筆陣圖》曰：“王羲之三十三書《蘭亭序》。”據(jù)此，宋桑世昌《蘭亭考》推其生卒年為東晉太興四年至太元四年(321至379)，錢大昕《疑年錄》、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同此說；

其二，據(jù)王羲之《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后》：“時年五十有三……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書?！眲t生卒年為東晉光熙元年至興寧二年(306至364)；

其三，魯一同《右軍年譜》以為永嘉元年至興寧三年(307至365)，潘祖炎《王羲之生卒年辨證》同此說。

王羲之書法作品一直為后世所重，《宣和書譜》載當時御藏其書作243幅?，F(xiàn)存《淳化閣帖》卷6、7、8載其書160帖。其著述，《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王羲之集》9卷，《舊唐書·經(jīng)籍志》著錄其《小學篇》1卷。嚴可均輯其文5卷，包括雜帖在內(nèi)凡27篇。逯欽立輯其《蘭亭詩》2首、《答許詢》1首。

(二)圍繞《蘭亭集序》的論爭

《蘭亭集序》的文字，有兩個版本，一是收錄在《世說新語·企羨》：“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眲⑿俗⒁巴豸酥杜R河序》”曰：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注]

另外就是現(xiàn)今最為流行的版本，最早收錄在相傳是唐太宗親自撰寫的《晉書·王羲之傳》，稱其“雅好服食養(yǎng)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nèi)；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必M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注]

圍繞著這篇序，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論爭：

第一，這篇作品是王羲之寫的嗎？這篇文字未見載于蕭梁時代的《昭明文選》，實際上，《文選》收錄了同類作品，包括顏延之和王融兩人分別撰寫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文辭艷麗，典雅莊重。王羲之也有類似的作品，即《世說新語·企羨》注引《臨河序》，但是很短，比世傳《蘭亭序》少“夫人之相與”至“悲夫”為止的167字?！冻鯇W記》卷4、《藝文類聚》卷4所引都止于“信可樂也”，亦無這一百余字。而我們在閱讀過程中會明顯感覺到，如果缺少這段文字，就少了很多神韻。問題由此而來：這段文字是原來有而為劉孝標所刪節(jié)呢，還是本來就沒有？相信《蘭亭集序》真跡為王羲之所作的人，自然都會選擇前者。但如果是后者呢？是何人所加？從目前資料看，這段文字最早見于《晉書·王羲之傳》，由此可以確定，至少是在唐太宗之前就加進去的?！杜R河序》雖然沒有《蘭亭集序》中間這段文字，但是文末卻又多出以下四十字：“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p>

這里可能會有兩種解釋：

一是《蘭亭集序》不符合《文選》強調(diào)的“事出乎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收錄標準，完全是散文體。同樣是這類作品，顏延之和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就駢麗典雅，當時就盛傳于大江南北，故而為《文選》所收錄[注]。

另外一種可能，《文選》的編者沒有看到《蘭亭集序》，或者看到的不是現(xiàn)在流傳的《蘭亭集序》。他所見到的只是《臨河序》?！妒勒f新語·企羨》載，有人把王羲之《蘭亭集序》和石崇的《金谷詩序》作比較，王羲之很高興這樣的比擬?！妒勒f新語·品藻》注引石崇《金谷詩序》曰：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仆卿出為使，持節(jié)監(jiān)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游宴，屢遷其坐?；虻歉吲R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并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虿荒苷?，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guān)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注]

現(xiàn)存《金谷詩序》很短，與《臨河序》相近，說明至少在劉宋初年所見《臨河序》可能就是這樣的篇幅。

從現(xiàn)存文字看，《臨河序》確實未見出色，所以沒有收入《文選》。如果是這樣的話，現(xiàn)在流行的《蘭亭序》很可能就不是王羲之所寫，而是后人根據(jù)《臨河序》增補而成。近代學者李文田應(yīng)端方之請作《定武蘭亭跋》即提出這樣的疑問。他認為，現(xiàn)存非梁以前《蘭亭》，因為《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只題作《臨河序》。

第二，參加這次盛會及寫詩的人數(shù)問題。根據(jù)《臨河序》，當時有42人參加盛會，其中15人未賦詩。另外24人賦詩情況，《玉?！肪?75“宮室·亭”記載：“《書目》：蘭亭詩1卷。晉永和九年上巳右將軍王羲之會群賢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一十一人詩各二篇，一十五人詩各一篇，羲之為序、孫綽為后序。”按照這個記載，當時的詩篇凡33篇。而今卻存41首，包括：孫綽、謝安、謝萬、孫統(tǒng)、袁嶠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王彬之、徐豐之等五言、四言各一首，孫嗣、郗曇、庾蘊、曹茂之、桓偉、王玄之、王渙之、王蘊之、魏滂、虞說、謝鐸、曹華等五言各一首，庾友、華茂、王豐之等四言各一首。孫綽又有《三月三日詩》，不知是否同時所作。另外，王羲之五言五章、四言一首。按照《蘭亭考》的說法，當時要求四言、五言各一首的。王羲之多寫了四首五言詩，凡五首，外加一篇前序。從現(xiàn)存詩歌總量看，其他人未必遵循一人兩首的規(guī)定。幸運的是，孫綽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見載于《初學記》和《藝文類聚》，孫綽序曰：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談！非以停之則清，混之則濁邪？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于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遼落之志興。仰瞻羲唐，邈已遠矣，近詠臺尚，顧深增懷。為復于曖昧之中，思縈拂之道，屢借山水，以化其郁結(jié)，永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之勢，可為壯矣。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泱然兀矣，焉復覺鵬之二物哉！[注]

從這篇后序看，確實寫得比較一般，看不出多少真情實感。在某種程度上看，還確實與《臨河序》相近。

第三，最嚴重的分歧是關(guān)于《蘭亭集序》的書法問題。李文田已經(jīng)提出異議，認為《蘭亭集序》與《爨寶子》《爨龍顏》字體相近，時代較晚?！鹅鄬氉印?，全稱《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立于大享四年(405年)，迄今依然存放于曲靖一中校園內(nèi)?！鹅帻堫仭啡Q《宋故龍驤將軍護鎮(zhèn)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墓》碑，立于南朝劉宋大明二年(458年)，亦在云南曲靖。這兩方碑，我曾前往目睹，確實還保留著漢隸的風格。上世紀60年代，南京出土了幾種東晉墓志，其中最重要的是王興之夫婦墓志和謝鯤墓志，字體都未脫離漢代隸書風貌。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上刊登《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認為《蘭亭集序》的思想感情與王羲之本人不相符合。詩很樂觀，而序悲觀。另外，《蘭亭集序》的筆法和唐以后的楷法相一致。再就書法布局看，《蘭亭集序》開頭“歲在癸丑”的“癸丑”二字是后來加進去的，原來是空白。

如果不是王羲之所書，郭沫若認為最有可能的寫手是王羲之七世孫智永和尚所為。且“修短隨化，終期于盡”，是禪師的口吻。問題是，王羲之的詩中明明有“合散固無常，修短定無始”，就是這種意思。因此，當時就有截然相反的觀點。高二適《〈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認為，初唐諸家都學王書，沒有理由否定他們的鑒別力?，F(xiàn)存《蘭亭集序》和其他傳世的王字相比，風格基本一致?！斗〞洝肥珍浀耐豸酥?、王獻之《雜帖》，凡數(shù)百則，說明二王的字帖在唐代非常流行。其中又有部分見于《淳化閣帖》，字體風格與《蘭亭集序》幾乎一致，難道都是后人所模擬？王羲之就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不能用東晉一般書風苛求他。而且，更重要的是，《蘭亭序》的美學趣味與魏晉風度相一致。

這些論爭文字，均收錄在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蘭亭論辨》中，共收論文18篇，其中15篇傾向于郭沫若否定《蘭亭集序》的觀點，另外3篇是章士釗、高二適、商承祚的反駁性文章。

關(guān)于《蘭亭集序》的文章與書法是否為王羲之所寫，問題比較復雜。如果單就書法演進史來討論此帖的真?zhèn)嗡坪醣容^困難。畢竟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唐前字帖，絕大多數(shù)為唐人摹本。高二適提出《蘭亭集序》美學趣味與魏晉風度比較接近，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

魏晉風度，即魏晉時期名士的風情氣度，或者徑直稱作名士風度。這種風氣，始于東漢，盛于魏晉，終結(jié)于南朝初年。

(一)德與才：高門與寒門的較量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毖韵轮馐侵競鹘y(tǒng)儒學式微，而道教興起，佛教傳入。三種思潮的興衰更替，促成了三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一是外來文化(如佛教)與中原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二是傳統(tǒng)文化與新興文化(如道教)的沖突與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因此，東漢后期，處士橫意，臧否人物，成為一時風氣。正是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歷史條件下，以曹操為代表的寒門乘勢而起。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zhàn)，曹氏勝，袁氏敗。這不是一家一戶的成敗問題，而是寒門與高門較量的縮影。袁氏的失敗，表明以儒家思想為正宗的豪門世襲暫時受到挫折。此后，北方完全為寒門出身的曹操所控制。曹操的心里非常清楚，國家的興亡，政治的成敗，固然取決于嚴飭吏治，取決于朝廷清明，但更取決于人才的選拔重用。三國紛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才的競爭。曹操要想統(tǒng)一中國，人才的網(wǎng)羅對他來講尤為重要。在豪門把持選官用人的漢代，像曹操這樣出身卑微的人，在一般的情況下是難有出頭之日的。他原本是宦官養(yǎng)子的后代，其祖父曹滕是東漢著名的宦官，收養(yǎng)了曹嵩，曹嵩生曹操。陳琳在為袁紹撰寫討伐曹操的檄文中就罵曹操“贅閹遺丑，本無令德”，就可以看出曹操在大家世族心目中的位置了。曹操曾有一首詩說到自己卑微的身世：“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其時誰能與。守窮者貧賤，惋嘆淚如雨。”在宗法制度盤根錯節(jié)的古代中國，卑微的出身歷來被視為一件恥辱的事。李斯就說過：“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辈懿僭凇蹲尶h自明本志令》這篇著名的文章中回顧自己早年生活時曾說到這一點。他說自己年輕時最大的愿望只是想當一郡太守，后來志向升為典軍校尉。在平定漢末變亂中，曹操借機擴充實力，他的理想又升為封侯，死后在墓碑上寫著“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斯為足矣。在兩漢門閥制度下，曹操有這樣的理想，已經(jīng)近于天方夜譚了。不過，時勢造英雄。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fā)，曹操參與了鎮(zhèn)壓起義軍的活動。中平六年(189)靈帝死，外戚何進謀誅宦官，反被誅殺，朝中大亂。西涼軍閥董卓帶兵入據(jù)洛陽，廢少帝劉辨，立獻帝劉協(xié)，殺太后。曹操逃出洛陽，東歸陳留。其時袁紹、袁術(shù)等實力人物起兵于東方。曹操募得五千人參加混戰(zhàn)，這是他建立軍事大權(quán)的開始。當時他已經(jīng)35歲了。建安元年(196)，曹操將處于困境的漢獻帝迎至許昌，自己充當了保護人的角色，“挾天子以令諸侯”，動輒打出“奉辭伐罪”的旗號，使對手處于不利境地。幾十年來的身世際遇使他深深感到，要想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要想取得自己當政的合法性，就必須首先打破過去用人的制度和精神的壁壘，廣開渠道，延攬人才。于是他首先從傳統(tǒng)的儒家學說開刀。儒家講究孝道，而曹操則唯才是舉，只要有才，哪怕背負著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發(fā)布求賢令，一次比一次把問題提得更尖銳、更深刻，其核心是唯才是舉。門閥士族服膺儒術(shù)，講求孝悌之道，以為有才者必有德，而他則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這兩種用人制度的根本分歧在當時哲學思想界也有強烈的反響。當時有“才性四本”之爭，即才性異同或才性離合。一派主張才與性是分離的，有才未必有德，即才性相異相離；另一派認為才與性是緊密結(jié)合的，有德必有才，即才性相同相合。陳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文章《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中敏銳地指出，由這清談的命題，可以鮮明地區(qū)分出兩大政治勢力范圍：主張才性分離的一定屬曹黨，而主張才性相同的一定是門閥士族的代言人?？梢娺@個問題在當時影響之大。

(二)藥與酒：竹林七賢的選擇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那些隱忍屈辱的豪門看中了司馬懿父子，支持他們向曹氏奪權(quán)。

司馬懿小于曹操24歲，后死31年。曹操對他既愛又恨。愛他有才，恨他陰毒，深知自己的后代不是他的對手。曹操說他有“狼狽相”，詔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后而身不動。于是“勤于吏職，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贏得了曹氏家族的信任。魏明帝在位13年，臨終之際下遺詔，由他與曹爽輔佐八歲少帝曹芳。他幾乎不問政事，裝了十年的糊涂，擺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樣子。但是，就在正始十年，當志得意滿的曹爽陪著皇帝曹芳祭掃明帝高平陵之際，他在京城發(fā)動了政變，凡曹爽“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長少，姑姊妹之適人者，皆殺之”，史稱“高平陵之變”。司馬懿所以敢于這樣狠毒，就在于他得到了豪族強民的支持，同時，寒族出身的一些官吏(如賈充之流)也站在了司馬氏一邊。

與司馬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以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此外，何晏、王弼等在其中也扮演了極特殊的角色。

竹林七賢這個名稱最早見于東晉孫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nèi)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nèi)山濤、河內(nèi)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1960年春夏，南京市西善橋附近出土了一座南朝古墓，墓中有“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刻壁畫，現(xiàn)今存放于南京博物院。畫面中有八人，除七賢外，還有一個榮啟期，各自席地而坐，每人中間均有植物間隔開來，但不是竹子，而是銀杏、垂柳、松樹、槐樹，在向秀與榮啟期之間有一株闊葉竹。這說明竹林七賢曾有過密交往之說并非虛構(gòu)。這在史書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證。

嵇康為譙郡亳縣人，與曹氏同鄉(xiāng)。又為曹魏的姻親，娶曹丕、曹植的異母兄弟曹林之女(或說孫女)為妻，從此獲中散大夫。然而，他生活在司馬氏掌握大權(quán)的時代，這本身就已使他面臨著嚴重的威脅，而偏偏他的思想性格又過于執(zhí)著，不肯隨波逐流，結(jié)果常常把自己放在整個社會的對立面，成為眾矢之的。作為豪門勢力代表的司馬氏，為了獲得整個士族的支持，首要的工作是以儒學相標榜，倡導儒術(shù)。而嵇康在言行上卻處處顯現(xiàn)出與儒術(shù)格格不入的態(tài)度?！娥B(yǎng)生論》諷刺孔子“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騖于榮辱之途”。儒家認為八音與政通，也就是《毛詩序》所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而嵇康卻主張“聲無哀樂”?？鬃诱f“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嵇康又來發(fā)難，作《難自然好學論》，認為如果不用學習就能有吃有喝，人們是不會自找苦吃地去學習。他的朋友山濤推薦他出來做官，他又作《與山巨源絕交書》說自己有“七不堪”和“兩不可”。他有七種習慣：喜歡晚起、喜歡游動、身上多虱、討厭寫文書、厭倦吊喪、討厭俗人、厭煩雜事，而他所習慣的這七件事又是官場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說自己不堪忍受。如果說這“七不堪”多還屬于個人習性方面的問題，不至于引起統(tǒng)治者太多的反感，那么，他的“兩不可”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讓統(tǒng)治者等閑視之了。這“兩不可”是：一則“非湯武而薄周孔”，二則“剛腸疾惡、輕肆直言”。司馬氏篡奪天下，首先是以儒術(shù)相倡導，以儒家正統(tǒng)自居，而嵇康卻大不以為然，當然會使那些權(quán)貴坐臥不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許多司馬氏的黨羽想盡各種辦法在嵇康身上打主意，設(shè)法陷害他。比如有一次嵇康正在打鐵，鐘會來看他，嵇康向來不愿意理他，于是裝作視而不見的樣子，繼續(xù)做自己的事。鐘會討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沒想到嵇康又冷冷地問了他一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的答話也軟中藏刀：“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边@樣一種過于切直的性格，加之又與司馬氏所倡導的名教采取了一種近乎本能的厭倦與對立的態(tài)度，這就使他的人格、詩品充滿悲劇的色彩。對此，他也深有感觸，并且在詩文中一再提及當時環(huán)境的險惡：“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兇雖在己，世路多險巇?！睂賵龅脑鲪骸κ送镜姆锤?，使他越發(fā)對山林隱逸的生活充滿了向往。他把莊子的歸返自然的精神境界視為自己的人生理想，與阮籍、向秀、山濤、阮咸、劉伶、王戎等共為竹林之游。魏晉名士，首先以他們?yōu)榇??！顿浶悴湃胲姟肪褪敲鑼戇@種優(yōu)游容與的生活情趣。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為全詩的警句。顧愷之曾說：畫“手揮五弦”為易，而畫“目送歸鴻”為難，因為前者只要勾勒出形貌就行，而后者卻要傳神寫照，表現(xiàn)出人的精神狀態(tài)，說明當時的藝術(shù)界已經(jīng)比較注意人的精神風貌的重要性了。蔣濟著有《眸子論》，顧愷之為裴愷畫像，卻特別突出他面頰上的三根毫毛以顯示他的特征?！澳克蜌w鴻”，丹青所難以表現(xiàn)的正是內(nèi)在的精神?！案┭鲎缘?，游心太玄”一句，實際是當時士大夫縱情玄學的真實寫照。當時有所謂“三玄”之說，即《周易》、《老子》、《莊子》。他們在理論上提出許多的命題，比如，才性四本、言意之辨、聲無哀樂、三教異同、圣人無情等，展開激烈的辯論。這叫清談。這些理論命題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著強烈的政治內(nèi)涵。清談時，還伴有道具，即所謂麈尾。孫盛與殷浩談?wù)摬恍?，“擲麈尾”，乃至毛落飯碗。

在行為上，這些名士則服藥飲酒，一則延長生命的長度，一則加強生命的密度。

在曹操當政時，是禁酒的，更不要說藥。而到后來，又恰恰是屬于寒門的曹黨喝酒吃藥，放浪形骸。《世說新語·任誕》載：劉伶放浪形骸，飲酒不節(jié)，常脫衣裸形于房內(nèi)，縱飲不節(jié)。人勸止，他還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边€作《酒德頌》為自己尋找理論根據(jù)。阮籍本不愿意出仕做官，但是聽說步兵校尉府廚中有酒數(shù)百斛，便求之。他常?？v飲數(shù)十日，高唱“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古詩十九首》)。

史載，阮籍善飲酒，嵇康則服藥。他們與高士王烈交往，甚敬異之，“共入山，(王)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余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彼^“石髓”，即尚未凝固的鐘乳，與赤石脂、石英一起，是構(gòu)成古代名藥“五石散”的主要成分。曹操的養(yǎng)子、后來又成為女婿的何晏亦以服藥出名。《世說新語·言語》載何晏話：“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吃藥之風，東晉亦然?！妒勒f新語·文學》載：“王孝伯(王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笨磥恚?，還是為了拓寬生命的維度。

魏晉名士所以這么做，自然有他們的難言之隱。《晉書·阮籍傳》說他“屬魏晉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嵇康作《家誡》，十分世故地告誡自己的兒子處事要謹小慎微。阮籍之子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仲容指阮咸，竹林七賢之一?？梢娝麄兎爬诵魏。嬀撇还?ji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此，所謂“俯仰自得”，我們也不要以為他們已經(jīng)全然忘卻了世事?！凹伪酸炢?，得魚忘筌”用的是《莊子》的典故：“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憋涤眠@個典故，說明這種充滿閑適之情的生活是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的。最后兩句又是用的《莊子》的典故。莊子路過惠施墓，給人講了一個故事，說有個郢人，手藝不凡，能運斤成風。他有個搭檔，鼻頭上抹上一點白灰，這個郢人操起斧子能把灰土砍掉而傷不著鼻子。后來這個搭檔死了，郢人的技藝再也發(fā)揮不出來了。莊子講這個故事，是說自從“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zhì)矣，吾無以為言矣”。嵇康用了莊子的這個典故，也是感嘆世無知己。王昌齡《獨游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頗有適，嗟此罹憂患?！币部闯隽舜嗽姴粌H是閑適，也有著嚴峻的現(xiàn)實憂患的內(nèi)容。

然而司馬氏建立的西晉政權(quán)持續(xù)了不過半個世紀，就分崩離析。

(三)佛與道：東晉名士的追求

公元300年4月，晉趙王司馬倫起兵殺賈后及其追隨者，自封相國。次年廢晉惠帝，自立為帝。齊王、成都王、河間王等起兵討伐，趙王敗死，同盟者又相互火并，“八王之亂”由此拉開大幕。此后十余年，內(nèi)憂外患，五胡亂華，最終導致西晉衰亡，“五馬渡江”。此后，北中國大半壁江山，長期陷于混亂。與東晉并峙的十六國以及崛起于大興安嶺地區(qū)并逐漸入主中原的北魏，還有分裂而成的東魏、西魏及其繼承者北齊與北周等，北方數(shù)十個少數(shù)民族，接踵比肩，你唱罷來我登場，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史劇，直至公元589年隋文帝統(tǒng)一中國，這出史劇才算謝幕。而北方各民族的文化血脈依然在延續(xù)著，并融入到盛唐文化中。魯迅說，“唐室大有胡氣”(《致曹聚仁書》，1933年)，大約就是指此。

與此同時的南方，也在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公元317年，晉王司馬睿在江東繼位，是為晉元帝，年號為建武。與當時的北方文化相比，東晉以后的江南文化則充滿貴族氣、文人氣和書卷氣。

王導為右軍將軍，遷驃騎將軍。王氏家族執(zhí)掌大權(quán)?！妒勒f新語·言語》載，渡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新亭宴飲，有人感嘆：“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北娙私韵嘁暳魈?，唯有王導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眾人收淚謝之。由此可見王導的政治抱負。當然，五馬渡江之后，寄居人下。王導想巴結(jié)吳人，向陸玩請婚，陸玩的回答叫王導非常尷尬：“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世說新語·方正》)面臨著土著豪強，不得不“務(wù)存大綱，不拘細目”。在思想文化方面，繼續(xù)倡導玄遠之學，無為而治，以寬可得眾?！妒勒f新語·企慕》：“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shù)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边@“道”的具體內(nèi)容，又見于《世說新語·文學》記載：“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等于把正始年間的談玄風氣帶到了江南。而且，從這里看出，東晉名士所推崇的主要還是竹林七賢?！堵暉o哀樂》、《養(yǎng)生》均為嵇康所作。王氏如此，謝氏亦然?！妒勒f新語·賞譽》載謝安非常羨慕七賢，稱“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妒勒f新語·品藻》載，王羲之的兩個兒子王徽之和王獻之亦共賞嵇康的《圣賢高士傳》。在這些貴族集團的影響下，江南的風氣與北方截然相反，處處顯出貴族氣，或者文人氣。

當然，同樣是談玄，兩晉卻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談玄者的身份有重要變化。魏晉之交的文人談玄，統(tǒng)治者則倡導儒術(shù)，尤其是以孝治國。譬如《世說新語·德行》記載王祥臥冰取魚孝敬母親，被列入二十四孝圖中而家喻戶曉。他本人也位居臺輔，帶動了整個家族衣冠崇盛。這里顯然交織著濃郁的政治色彩。而竹林七賢等就是要沖破這種禮教。阮籍就說：“禮豈為我輩設(shè)也？”東晉初年，則是上層統(tǒng)治者和貴族文人在談玄，甚至殷仲堪說：“三日不讀《道德經(jīng)》，便覺舌本間強(僵)?！彼接懙膬?nèi)容也更加哲理化，更加貴族化，甚至，握麈談玄，更成為貴族身份的象征。由于這種特殊身份，他們的玄談以自我為中心。《世說新語·品藻》載桓溫與殷浩爭勝要強，桓溫徑直問兩人優(yōu)劣，殷浩說：“我與我周璇久，寧作我?！毖韵轮猓庠诘奈液蛢?nèi)在的我爭斗，最終還是我?！稌x書》作“我與君周璇久”，這便成兩人的爭勝。同篇又載桓溫又與劉惔評論會稽王司馬昱談玄進步極快，劉惔認為終究是第二流人物，第一流“正是我輩耳”！

其次，兩晉名士，談玄喝酒自不必說。像見秋風起，想起家鄉(xiāng)的鱸魚膾，便命駕而歸的張翰就說：“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任誕》)甚至，素有大志的周亦?！叭詹恍?，時人謂之三日仆射”。王忱也說：“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不僅如此，東晉名士又增加了詩的成分?！妒勒f新語·任誕》載王孝伯名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薄妒勒f新語·排調(diào)》記載王徽之與謝安討論七言詩，就熟練地引用了《楚辭·卜居》?！妒勒f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檀道鸞《續(xù)晉陽秋》云：“(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zhì)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江左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zhuǎn)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檀道鸞以《詩》《騷》的傳統(tǒng)作為評價文學發(fā)展的標準，他認為自司馬相如以來，直到潘岳、陸機，他們的創(chuàng)作并沒有背離這一傳統(tǒng)。但是這個時候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融入了很多玄言的成分，就是后來為人所詬病的玄言詩。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lián)辭，波屬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p>

當然，最重要的是，東晉時的名士談玄，已不僅僅限于三玄，而是出佛入道?！妒勒f新語·排調(diào)》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倍篡瓙?、郗曇，二何指何充、何準，皆身居高位。

王羲之家族信道?！妒勒f新語·德行》記載王獻之病危，按照道家上章首過之法懺悔，說自己“不覺有余事，唯憶與郗家離婚”，也是五斗米道信徒。王羲之與支遁的交往也充滿戲劇性?！妒勒f新語·文學》載：“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lǐng)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后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lǐng)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后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游》。支作數(shù)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fā)。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此后他便盛贊支遁“器朗神雋”。王濛也說，支遁“尋微之功，不減輔嗣”(《世說新語·賞譽》)。

唐代詩人杜牧說：“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睎|晉風流，很多見載于我們反復征引過的《世說新語》。這部書，被魯迅稱為“名士底教科書”。

《世說新語》分36門，其中上卷4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中卷9門：《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guī)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23門：《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術(shù)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diào)》《輕詆》《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仇隙》。從中可見魏晉士人的精神面貌、日常生活和遺聞軼事，如清談、飲酒、服藥、人物品藻、任誕放達等，可以說是魏晉風度的全景展現(xiàn)。

其中，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是《世說新語》中的主角，而王羲之凡四十余則，非常形象而傳神地表達出王羲之的性情和追求。

以王家子弟為榮的文字占有相當多的篇幅。王羲之年幼的時候，大將軍王敦非常喜歡他，常常把他抱在床上睡，多次盛贊他說：“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币淮?，王敦與錢鳳密探謀亂時，忘記王羲之還在床上未起。王羲之聽到這些秘密后，知道大禍臨頭，于是假裝嘔吐深睡不醒。王敦與錢鳳謀議一半，突然想起王羲之還在床上，兩人一致認為，必須處死王羲之，否則必將泄密。沒有想到，打開床帳一看，王羲之吐得滿床皆是，依然深睡不醒，于是饒過一死?？梢娡豸酥臋C智聰慧。

當朝權(quán)貴殷浩非常贊賞他，說他“清鑒貴要”，或說“逸少清貴人”。這里強調(diào)一個“清”字，即高貴嫻雅。同是王氏子弟，太原王氏子弟王述便缺乏修養(yǎng)，很叫王羲之看不起。一次，王述吃雞蛋，用筷子戳，沒有戳住，很生氣，扔到地上。雞蛋在地上旋轉(zhuǎn)不止，王述氣在心頭，又下地用木屐踩，還是沒有踩住，更加生氣，抓起雞蛋塞到口中，咬得碎爛，又吐將出去。王羲之見狀大為嘲笑。這當然叫王述很是不快。后來，王述官位轉(zhuǎn)高，王羲之內(nèi)心自然不平，就在撰寫了《蘭亭集序》的第三年，特在祖墓前發(fā)誓，作《為會稽內(nèi)史稱疾去郡于父墓前自誓文》堅稱：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兇，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jié)，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炙劳鰺o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shè)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貪冒茍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曒日。[注]

從此，他永遠退出官場。這還真有點像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可見東晉文人還頗崇尚氣節(jié)。只是陶淵明所反感的恰恰是王氏這類的豪門望族。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暫且不論。就王羲之而言，這樣的表現(xiàn)很可以見出他的“氣骨”。他年輕的時候，頗率性純真，時人目之曰“飄如游云，矯若驚龍”。郗鑒給王導寫信，想結(jié)親家。王導將自己的子侄輩介紹給他，任其挑選。王家諸郎個個矜持，只有王羲之在東床坦腹大臥，為郗家招為快婿。他的兒子王獻之(字子敬)，少有清譽，王羲之稱其“善隸書，咄咄逼人”?！哆M書決表》自稱：“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另外一個兒子王徽之也有乃父之風。住在山陰時，趕上夜雪，開室命酌，王望皎然，因起彷徨，吟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逵)。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jīng)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也就是后來“乘興而至，興盡而歸”的典故。

出身于豪門之家，王羲之秉承從父王導之風，也有著高遠的政治抱負?！妒勒f新語·言語》：“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shù)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北砻婵磥?，王羲之熱衷于絲竹彈唱，陶冶性情。而同篇又載，謝安“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而王羲之則認為“清談廢務(wù)，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清談廢務(wù)，浮文妨要，這個時候，他又站在了政治立場看問題，對于清談的評價，非常之低。

從《世說新語》所記載的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xiàn)來看，王羲之的思想作風與處世方式，往往有其多面性，而這一切，又都在《蘭亭集序》中有著集中的體現(xiàn)。

修禊之風，由來已久。唐初所修《初學記》卷4“三月三日”類、《藝文類聚》卷4“歲時”類輯錄歷代記載及詩賦文獻，頗為詳備。由此可知，這種風俗最早見于《周禮》記載，由女巫掌歲時祓除。參加者不限性別，非常廣泛?！对娊?jīng)·鄭風》韓詩說：“三月桃花水下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上，執(zhí)蘭招魂續(xù)魄，祓除不祥也。”張衡《南都賦》曾這樣描寫修禊的場面：“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朱帷連網(wǎng)，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偠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李善注引《續(xù)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于東流水上，祓除宿垢疾也。”可見，秦漢以下，上巳修禊也成為宮中重要的禮俗活動。

魏晉以后，這種風俗逐漸成為文人生活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曲水流觴，吟詩作賦，號為雅集?！妒勒f新語·言語》記載西晉時“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樂廣)問王夷甫(王衍)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裴)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王戎)說延陵、子房，亦超玄著?！笨梢姰敃r名士所論，多涉名理，亦論文史。當然，如前所述，如果賦詩不成，均罰酒三斗。《世說新語·排調(diào)》載：東晉時，“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晉詩部分輯錄很多詩歌作品，便是明證。

東晉之后，文人雅集，飲酒賦詩，縱情山水。這種形式一直延續(xù)到清代。最著名的就是康熙四年乙巳(1665年)冒襄與王士禛共同參與的水繪園修禊活動。“篇什之富，興趣之豪，主賓之美”均令時人艷羨，因為參與者均名著一時。冒襄特作《水繪庵修禊記》，陳維崧、杜叡亦作《水繪庵乙巳上巳修禊詩序》[注]。在記、序及個人的詩歌中，不時回顧千年前的蘭亭雅集，這次雅集已經(jīng)成為后來上巳修禊的典范。尤其是《蘭亭集序》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在歡樂之外，又有一種無助與無奈，深深地觸動了歷代文人脆弱的心弦。

石崇《金谷詩序》有“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的悲哀，《蘭亭集序》有過之而無不及。王羲之說：“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痹诹汲矫谰爸畜w驗生命的快樂?！肚f子·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知北游》：“山林與，臬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都表現(xiàn)出對山水的欣賞。這也就是嵇康詩中所述“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由山水景物又引發(fā)了作者幽遠的玄思妙想。

《蘭亭集序》有這樣一句話值得注意：“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彼^“一死生”，是指《莊子·大宗師》所闡發(fā)的思想：“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肽芤詿o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逼鋵嵥v的就是死與生，都是一種辯證的關(guān)系。而“齊彭殤”也是源于《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彼v的就是長壽與短命，也是一種辯證的關(guān)系。

王羲之是以否定的語氣評述莊子的人生觀，以作達觀狀，而所顯現(xiàn)的卻是無法忘卻的悲哀。從前面所征引《世說新語》所描繪的王羲之的抱負看，我們不能排除作者為偏安江南無所作為所發(fā)出的感慨。作者撫歷史于一瞬，嘆人生之苦短，在賦詩飲酒中品味生活的真諦。因此，只能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yè)；以悲哀之心境過樂觀之生活。這種感慨與無奈，又都在山水的陶冶下和歷史的俯仰中化作片刻的寧靜。這就是人生的矛盾。

作者痛感歷史永恒，生命無痕。而這種感慨，我們在《春江花月夜》，在《登幽州臺歌》等唐詩中時常見到，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宇宙意識、歷史意識、生命意識。而這，又是老、莊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也是困擾今天知識分子的最大難題之一。

（孟云飛轉(zhuǎn)自《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