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空間與政治：漢代交阯刺史部治所變遷及其原因探析》

江田祥

武漢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與嶺南區(qū)域史、石刻研究，發(fā)表中英文論文40余篇。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首次在網絡平臺發(fā)布。

摘要：漢代交阯刺史部（交州）的設置是中央王朝加強對嶺南統治的重要舉措。本文在辨析相關文獻與前人研究基礎上復原了兩漢交阯刺史部（交州）的治所變遷歷程，西漢后期其治所由靡無定處到固定于蒼梧郡廣信縣，永和三年(138)從蒼梧郡廣信縣遷至交阯郡龍編縣、建安八年(203)遷回廣信縣、十五年(210)再遷南海郡番禺縣，黃武五年(226)交、廣分治后復遷龍編縣的過程。兩漢時期交阯刺史部治所（交州）的幾次變動背后，體現出王朝經略的轉變以及嶺南地區(qū)政治勢力、自然環(huán)境的多重作用。

關鍵詞：王朝經略； 交阯刺史部； 治所； 漢代

近幾十年來，“空間”已成為了歷史研究的重要視角與關鍵詞，空間脈絡下的中國史研究愈加深化，這在歷史政治地理方面表現尤其明顯。不少學者都認同這一觀點：政治地理最關心的是地理區(qū)域與政治過程的相互作用，這一研究方向也規(guī)劃了歷史政治地理的主要研究內容。在歷史政治地理研究中，政區(qū)又可分解成層級、邊界、幅員、形狀、地理區(qū)位等多個要素，作為政區(qū)的要素之一的行政中心（或稱政區(qū)治所）一直是歷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點。本文以兩漢交阯刺史部（交州）為研究對象，從行政中心（刺史部治所）的確立及其變動切入，探究政治過程對地理區(qū)域變遷的影響。

二十世紀以來學界對兩漢州制已發(fā)表眾多成果，一般認為“州”起初主要作為監(jiān)察區(qū)，隨著西漢后期至東漢時期逐漸地方官化，成為準高層政區(qū)，至東漢末最終正式成為一級高層政區(qū)。西漢元封五年（前106）漢武帝在全國設置十三刺史部，交阯刺史部（交州）位于漢帝國南部邊疆，地域涵蓋今兩廣地區(qū)、海南及越南大部分地區(qū)等。兩漢時期，交阯刺史部經歷了從“交阯”向“交州”名稱之轉變，這實質上體現刺史“地方化”的進程及嶺南高層政區(qū)之最終形成。學界在漢代嶺南邊疆策略、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等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而關于交阯刺史部治所變遷的史料與觀點不盡一致。由于漢代交阯刺史部治所的選址及其變動，直接關系到王朝在嶺南地區(qū)的經略與控制力度。因此探究交阯刺史部治所的設置及其變遷，對討論交阯刺史部性質以及兩漢州制變遷都具有一定意義。本文在細致考訂兩漢時期交阯刺史部治所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刺史部治所變遷背后的帝國經略與嶺南地方勢力等因素。

嶺南地區(qū)納入帝國統治體系始自秦朝。秦始皇統一嶺南后，設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秦漢之際，趙佗占據此地，自立為南越王，元鼎五年夏（前112）漢武帝出兵南征平定南越。為加強對嶺南地區(qū)的控制，武帝開置了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至元封五年（前106），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部”，在嶺南地區(qū)置交阯刺史部，目的是為加強對這一地區(qū)的治理。在兩漢時期刺史部逐漸“地方化”的進程中，刺史部治所的選址與變動是值得考察的內容，然而史籍關于漢代刺史部的治所主要有兩種見解：其一認為西漢刺史居無常所，至東漢始有定處；其二則認為西漢時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具體到交阯刺史部治，則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交阯刺史部治何時有固定治所，二是交阯刺史部治所如何變遷。

（一）固定治所

目前，更多學者傾向于從政治運作實踐來透視漢代刺史制度，認為西漢前期刺史部治所靡無定所，至后期逐漸形成定治。西漢刺史由秦朝的監(jiān)御史演變而來，初設之始其權高位卑，其主要職責為監(jiān)察地方的官員及王國，“周行郡國”，“秋冬入奏”，不必要設固定的治所來增加財政的支出。其次，刺史無固定的治所，可降低刺史與地方官員結黨的幾率，提高監(jiān)察力度和效果。到西漢中后期，隨著刺史權力不斷變大，日漸干預地方郡國事務，其職權廣泛擴展至地方軍、政、民、農、貢士等多方面。刺史在逐漸地方官化的進程中，不僅設有自己的掾屬，也形成了固定的治所。元帝時朝廷根據州轄區(qū)范圍及事務設置屬吏數量，應劭《漢官儀》載曰：“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漢書》卷八十三《朱博傳》載有州治所，朱博遷冀州刺史，出明敕告吏民曰：“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注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正如嚴耕望先生所言“大抵刺史之制時有演變，元封五年始制，容或本無治所，然巡案與奏事各有定時，倘無定居，殊為不便，因時制宜，漸有定治，此亦理所必然也。”

交阯刺史部初置時并無固定的治所，蒼梧郡廣信縣應是交阯刺史巡部的臨時治所，東漢時人胡廣曰：“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別于諸州，令持節(jié)治蒼梧”。在元帝、成帝時期刺史部治所逐漸固定的趨勢下，蒼梧郡廣信縣也逐漸成為刺史部固定的治所。

（二）治所變遷

至東漢一朝，交阯刺史部治所不僅固定于一地，還經歷了幾次移動，然而不同時期治所究竟在哪里，是如何轉移的、出于何種原因。關于不同時期治所地點這一問題，《漢官》《宋書·州郡志》《交廣春秋》《晉書·州郡志》《元和郡縣圖志》等文獻史籍上存在多種記載，我們先將這些不同記載匯集一表如下：

注：時間乃筆者根據文獻內容添加；《漢官》為《續(xù)漢書·郡國志五》劉昭注引，《宋志》指《宋書·州郡志》，《晉志》指《晉書·地理志》，《元和志》指《元和郡縣圖志》。

綜合上表各說，漢代交阯刺史部治所主要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一說為蒼梧郡廣信縣，以東漢胡廣為代表。

一說主張在廣信、龍編、番禺之間遷移。以《宋書·州郡志》所載最為詳細：“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及分為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領郡八?！?/p>

一說主張在羸

、廣信、番禺之間遷移。王范《交廣春秋》曰：“交州治羸

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jié)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zhèn)?！?/p>

除第一種觀點只有廣信一地外，大多數史籍都認為東漢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不止一處，且不出蒼梧郡廣信縣、交阯郡羸

、龍編縣，南?？しh這四個地方。東漢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究竟如何變動，不同史籍記載矛盾及不明之處，下文結合史實進行辨析。

1．東漢初至永和二年

東漢前期交阯刺史部治所當為蒼梧郡廣信縣，除東漢中后期人胡廣所記“令持節(jié)治蒼梧”外，胡廣還曾曰：“漢平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列諸州，治蒼梧。”這些史料皆稱西漢及東漢前期交阯刺史部治蒼梧郡廣信縣。鑒于胡廣家族與交阯刺史部有著深厚的淵源，如果交阯刺史部遷治交阯郡的話，則胡廣當不會忽略不記。因此推測《漢官》與胡廣的《記》成書時間當在永和之前，或僅記載永和前之事。

2. 永和三年至建安八年

永和年間，交阯刺史部治所的遷移實與交阯地區(qū)今越南境內的頻繁變亂息息相關?！逗鬂h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了建武十六年（40）、永元十二年（100）、元初二年（115）、永和年間等多次變亂：

至永和元年（136）底，交阯南部又爆發(fā)了自馬援征服二徵之后的最大一次變亂，茲摘錄原文如下：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qū)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fā)交阯、九真二郡兵萬余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fā)荊、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

……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谷，守既不足，戰(zhàn)又不能?？梢磺嗅闫淅裘癖币澜魂n，事靜之后，又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

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筑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這一段史料對把握交阯刺史部遷治原因與帝國的嶺南經略至為關鍵。永和二年初，交阯刺史樊演發(fā)交阯、九真二郡兵萬余人前去鎮(zhèn)壓，但這些安逸的兵士“憚遠役”，居然以兵變抗拒，士兵們雖被安撫，但戰(zhàn)事因“兵谷不繼”。順帝征求方略，李固建議“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朝廷于永和三年（138）以張喬代樊演任交阯刺史，最終底定了變亂。

從上引史料我們可知，永和二年交阯刺史為樊演、三年交阯刺史為張喬，張喬到任后當遵從朝議，刺史與太守皆“共住交阯”， 此既暗示之前交阯刺史與交阯郡守并不共處一地，更在于表明此后交阯刺史深入交阯郡，并將刺史部治所從蒼梧郡移至交阯郡，以及時應對交阯、九真、日南三郡的地方變亂。那么交阯郡治是何時遷移的？

《漢書·地理志》所記“交阯郡”首縣是羸

，而《續(xù)漢書·郡國志》所記“交阯郡”首縣卻是龍編，羸

居其次。按該志“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的體例，龍編即東漢交阯郡治?！独m(xù)漢書·郡國志》的時間斷限一般以司馬彪自注為依據：“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四百一萬八百二十七”，清人錢大昕卻以為在沖帝永熹與質帝本初之間，但李曉杰先生提出在順帝永和五年前后。

本文傾向于永和五年前后的說法，則交阯郡遷治龍編縣在永和五年之前，而永和初年交阯南三郡的動亂無疑是交阯刺史部及交阯郡遷治的重要原因。永和三年朝廷任命張喬為交阯刺史、祝良為九真太守，同時“一切徙其（引者注：指日南郡）吏民北依交阯”，祝良“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筑起府寺”。關于交阯遷治的記載，見于不少唐宋地理典籍，《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八《嶺南道五·交州》“羸

故城”記載曰：“在（宋平）縣西七十五里。本漢縣，屬交州郡，有羞官。后漢交趾刺史理于此，后徙龍編”，此言東漢交阯刺史部治由羸

徙龍編，記載不太準確?！短藉居钣洝肪硪话倨呤稁X南道十四·交州》“龍編縣”條明確記載太守周敞遷郡治于龍編，“漢交趾郡守治羸

。后漢周敞為交趾太守，乃移治龍編。言立城之始，有蛟龍盤編于江津之間，因為城名。”

這里須進一步討論周敞求立州、任刺史的具體時間。上文已辨析永和九年肯定有誤，有史料記載為永和元年與二年，也有學者主張為永和六年，嚴耕望先生將周敞任刺史訂為永和五年，依據史料雖是《晉書·地理志》，但徑改“九”字為“五”字，或不是筆誤。周敞何時任交阯太守，《安南志略》卷七記載交阯太守周敞上書曰：“交土既遠，處九圍之外，北望京師，若瞻云漢，宜有方伯，為國南藩”。綜合上述觀點，周敞先任交阯太守、后任交阯刺史，可能他在永和五年交阯太守任上求立州，六年接替張喬為刺史，三年滿后由夏方繼任。

因此，永和三年交阯郡由羸

遷治龍編縣，交阯刺史部隨之遷移，但交阯郡遷治由最初謀劃到最后落實有一個過程，這一過程可能由交阯太守周敞最終完成。依據《續(xù)漢書·郡國志》時間斷限及周敞任太守、刺史時間，交阯郡遷治龍編當在永和三年至永和五年間，此后交阯刺史部治所即常駐交阯郡龍編縣（故城在越南北寧省同太縣同江南岸）。不過，交阯刺史部仍然是一級監(jiān)察機構，刺史具有巡部的職責，巡部則有臨時治所，所以史籍中也有交阯刺史駐蒼梧郡廣信的記載：

交阯刺史周敞曾行部宿蒼梧郡廣信縣鵲巢亭，“倉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財物埋置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奸罪，奏之，殺壽”。延熹五年（163）四月，《后漢書》卷七《桓帝紀》記載了同一件事：“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李賢引《東觀記》注曰：“時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边@說明交阯刺史侯輔當駐扎在蒼梧郡城內。

在永和至建安八年間，交阯郡龍編縣雖是交阯刺史部的固定治所，但因龍編過于偏遠與自然環(huán)境不理想，仍有一些刺史行部時選擇駐扎在蒼梧郡廣信縣。

3. 建安八年至十五年、建安十五年至黃武五年

建安八年，交阯太守士燮、刺史張津共表立州，朝廷遂升交阯為交州，張津為首任州牧。明確記載建安八年交阯刺史部改治廣信的史料有《宋書·州郡志》與《輿地廣記》，建安八年交阯刺史部升為州后，從龍編縣遷治廣信縣。

此時士氏家族已占據了交阯、九真、合浦、南海太守（士武先卒）等職位，“燮兄弟并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當時貴重，真服百蠻，尉他不足逾也”。至建安八年交阯升為交州時，因有前任刺史朱符的前車之鑒，以及士氏家族在交州南部的強大勢力，加上張津還不時與荊州牧劉表交戰(zhàn)，“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币虼藮|漢朝廷答應張津升為州牧，提升其職權地位，或有制衡士氏的考慮；同時州治北遷至蒼梧郡廣信縣，則當與北抗荊州劉表集團有直接關系，隨后交州刺史賴恭及步騭都駐扎于蒼梧郡。

建安十五年( 210)，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步騭在擒拿張津余部及蒼梧太守吳巨之后，十六年遷治于南?？しh。史籍記載遷治時間略有差異，王范《交廣春秋》稱“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宋書·州郡志》稱“建安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或許《太平寰宇記》可解釋這一差異：“建安十五年，孫權使步騭為交州刺史，誘（蒼梧太守吳）巨斬之。蒼梧人衡毅、錢博興兵拒戰(zhàn)，毅與眾敗死。騭往番禺，觀相土地，乃徙州居番禺?！币虼私ò彩迥?，交州刺史步騭為站穩(wěn)腳跟，著意將州治從蒼梧郡廣信縣徙至南?？しh，至建安十六年（211年）最終落實。

為取得士氏力量的支持，孫權一直采取隱忍態(tài)度。黃武五年（226）士燮卒后，孫權即分交州置廣州，交州刺史還治龍編，領交阯、合浦、九真、日南四郡，廣州刺史治番禺，領南海、蒼梧、郁林三郡，任命了新刺史與郡守。廣州刺史呂岱與交州刺史戴良共同平定士氏家族后，“復還并交州”，即省廣州入交州，顯然分置廣州只是削弱士氏家族的權宜之計，交州仍治龍編。

綜述兩漢交阯刺史部治所變遷如下：西漢武帝后交阯刺史部并無固定治所，蒼梧郡廣信縣只是臨時治所，至元、成帝時期才逐漸固定下來，一直延續(xù)到東漢永和年間。因永和初交阯南三郡發(fā)生變亂，朝議交阯刺史部應遷治交阯郡內，因此永和三年刺史部治隨交阯郡遷至龍編縣，永和五、六年才最終由周敞完成。永和至建安八年間，刺史部治所雖固定在龍編縣，但一些刺史巡部時依然選擇駐扎在廣信縣。建安八年交阯刺史部升為交州，州牧張津將州治遷回蒼梧郡廣信縣，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騭又遷至南?？しh，黃武五年孫權分交州置廣州，交州還治龍編縣，平定士氏家族后又并廣州入交州如舊。

兩漢時期刺史部主要作為監(jiān)察區(qū)，自西漢后期至東漢時期刺史不斷侵奪地方郡縣權力，實際上已逐漸地方官化了，刺史部成為郡之上的準高層政區(qū)，漢末最終成為一級高層政區(qū)。同時，刺史部治所也經歷由臨時到固定的變化，日趨演變?yōu)橐粋€區(qū)域的政治中心。王德權先生曾指出代表國家行使政府職能的行政中心是“地方社會實力者政治行動的空間與分配政治資源的舞臺”，因此一個區(qū)域政治中心的確立及其變動，“國家的主動選擇誠然最具關鍵作用，但也可能是地域社會自主力量的呈現，更多的是國家、地域社會互動的過程與結果”。兩漢交阯刺史部治所的選擇及其變動，即是基于地緣結構下王朝力量與地方勢力博弈的結果。兩漢時期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的確立及其遷移的因素即包括王朝策略、地方政治勢力因素及自然環(huán)境、地理區(qū)位等。

1.王朝策略的轉變。兩漢時期王朝對南方邊疆經略發(fā)生了一些轉變，最明顯的一點即表現在加強帝國力量在南方地區(qū)的滲透。西漢時期自武帝征服南越以后，推行初郡政策，“以其故俗治，毋賦稅”，甚至在無法維持時采取廢郡棄民的收縮策略，如罷儋耳、朱崖二郡。入東漢后，沿襲“以其故俗治”的策略的同時，不斷加強對嶺南土著部落地區(qū)的行政控制，推行教化政策，采取軍事威脅與政治誘降相結合的方式，逐步推進邊疆內地化的步伐。這一王朝策略的轉變也體現在交阯刺史部治所上，即采納了永和年間李固提出的“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這一建議，部治所由西江流域中游的蒼梧郡廣信縣南遷至交阯郡龍編縣，此舉試圖改變交阯南三郡變亂頻繁、控制力薄弱的局面，可被視作帝國對南方邊疆策略的一大調整。至孫吳黃武五年交、廣分治，但這一舉措只是孫吳政權力圖削弱士氏集團力量的權宜之計，交州刺史還治龍編縣，待呂岱平定士氏后即復還廣州并交州。

2. 地方政治勢力因素。自漢武帝平定南越設立交阯刺史部后，起初部治所并沒有固定于一地，逐漸選擇蒼梧郡廣信縣，既是出于其地緣優(yōu)勢，也當與蒼梧固有地方勢力力量薄弱有關系。至東漢末年建安八年交州治所由龍編縣遷回廣信縣，以及建安十五年步騭從廣信縣遷至南?？しh時，則明顯受地方政治勢力的影響。建安八年交州首任州牧張津自交阯郡北遷至蒼梧郡，實際上有制衡南部士氏政治集團的考慮，也有北抗劉表的政治意圖。建安十五年當孫權任步騭為交州刺史時，遭到蒼梧太守吳巨等人的抵制，“巨既納騭，而后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所以步騭在擒拿吳巨及其部將后，主動遷治南?？しh。漢末士燮家族盤踞嶺南，更是孫權集團忌憚及著力消除的對象?？傊?，地方政治勢力一直是兩漢交阯刺史部（交州）治所轉移的重要因素。

3.自然環(huán)境與區(qū)位條件。秦漢時期，北方華夏人群畏懼來到帝國南疆的嶺南地區(qū)，他們不適應南方高溫、潮濕的氣候，認為南方瘴氣是引發(fā)疾病或導致死亡的重要原因。前引東漢永和二年李固的奏疏稱：“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上》曾追記漢代交州刺史登高來規(guī)避瘴氣：“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避高處。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盛”。

因此，西漢至東漢永和間，交阯刺史部治所多選擇蒼梧郡廣信縣，重要原因之一是蒼梧郡處于嶺南地區(qū)的中心位置，擁有優(yōu)越的交通條件，正所謂“居百粵五嶺之中，連九疑七澤之勝。北接湖湘，而為唇齒之邦，而有咽喉之勢?！蓖瑫r與它擁有刺史“輒避高處”可規(guī)避瘴氣的自然環(huán)境相關，故在永和至建安八年間，依然有刺史選擇廣信作為臨時治所。番禺作為另一中心，為秦漢時期嶺南形勝之地，“負山險, 阻南?！保簿哂谐蔀橹嗡膬?yōu)越地理條件。

【注】文章原載于《社會科學家》2017年第4期。為方便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