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像”是以圖像研究為出發(fā)點的欄目?？梢哉f，“像”輻射了所有視覺文化的對象，而“觀”則可以是審美的、歷史的、社會的、思想的。隨著圖像作為史料觀念的興起、藝術史自身學科范式的轉變，圖像與社會文化互動的研究為跨學科對話創(chuàng)造了契機。

本期“觀像”欄目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新偉研究員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的魚鳥組合圖像》一文，該文對廟底溝時期存在形式多樣的魚紋和魚鳥組合圖像進行了詳細的釋讀。本文原載《考古》2021年第8期。此外，近期文研院將推出“發(fā)現(xiàn)文明：考古學的視野”系列論壇，對包括仰韶在內的諸多代表性考古遺址和文化類型進行集中探討，敬請關注。

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

的魚鳥組合圖像

文 / 李新偉

彩陶盆

河南陜縣廟底溝出土

一

自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以來，其獨具特征的彩陶圖像即為研究的熱點。西安半坡遺址發(fā)掘獲得豐富的半坡類型彩陶圖像資料，1963年出版的發(fā)掘報告對半坡風格魚紋進行了開創(chuàng)性的詳細研究，確立了寫實魚紋和由直線三角、弧線三角等元素組成的抽象魚紋為半坡彩陶最重要主題的基本認識[1]。張朋川此后又有系統(tǒng)的歸納分析，深化了對此主題的理解[2](圖一)。

圖一 半坡類型寫實和抽象魚紋

(采自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圖77、圖78，文物出版社，2005年)

半坡類型向廟底溝類型過渡的史家類型時期[3]，彩陶構圖元素趨于曲線化，圖像內容更加豐富，其中一個重要現(xiàn)象是魚鳥組合圖像的出現(xiàn)。武功游鳳遺址發(fā)現(xiàn)的蒜頭壺肩部繪完整魚紋，頭部巨大，內有一粗頸短喙鳥首[4](圖二，1)。臨潼姜寨遺址第二期的葫蘆瓶H467∶1正面和背面各繪一條半抽象的魚，頭部和身部均為側邊略弧的方形，內部各有一粗頸短喙鳥首，頭向相反[5](圖二，2)。姜寨二期的另一件葫蘆瓶M76：10上繪有兩組相同的碩大近圓形魚頭。魚頭內部被豎線一分為二，右側為短喙鳥首，左側為中有裂縫的卵形(圖二，3)。

圖二 史家類型時期魚鳥組合圖像

1.武功游鳳遺址 2、3.臨潼姜寨遺址(H467∶1、M76∶10)

隴縣原子頭遺址的盆F33∶4上腹繪兩條多種元素組成的魚紋，魚嘴內有尖勾喙鳥首;魚頸部有豎立的半黑半白的卵形圖案，下部的弧線三角似為簡化的鳥紋(圖二，4)。秦安大地灣遺址第二期文化K707∶1盆上的魚紋與此非常相似[6]，只是細節(jié)略有不同。魚頭前面有一個由兩個小弧線三角組成的空心大弧線三角，兩個頂點有圓點，可理解為兩只由小弧線三角和圓點組成的頭向不同的飛鳥(圖二，5)。原子頭遺址H12∶5盆殘片上殘留有魚頭和魚尾圖像局部，魚頭的長吻前有垂弧形和圓點組成的鳥紋(圖二，6)。華陰南城子遺址T7B∶4盆殘片圖像與之相似[7](圖二，7)。原子頭H15∶4缽上紋飾帶的對頂白色三角是典型的相對魚頭的表現(xiàn)方式，其兩側應為魚身，第一單元為角形空白，第二單元為內弧四邊形空白中有弧線三角加圓點式鳥紋(圖二，8)。同遺址H48∶2的缽紋飾帶有典型的以構成長方形的黑、白直線三角和直線表現(xiàn)的魚身圖案。兩個魚身間有弧線三角加圓點式鳥紋，是魚鳥組合更抽象和圖案化的表現(xiàn)方式(圖二，9)。

圖二 史家類型時期魚鳥組合圖像

4、6、8、9.隴縣原子頭遺址(F33∶4、H12∶5、H15∶4、H48∶2) 5.秦安大地灣遺址K707∶1 7.華陰南城子遺址T7B∶4

廟底溝時期彩陶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寫實及抽象鳥紋的盛行。石興邦在20世紀60年代即提出半坡時期重魚紋，廟底溝時期重鳥紋[8]。張朋川對廟底溝類型鳥紋進行了全面分析，不僅對寫實鳥紋進行了分類，還正確指出三類簡化鳥紋:一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圓形空白內的弧線三角加圓點紋、弧線三角加圓點加弧線或直線紋、直線加圓點紋;二是所謂“西陰紋”[9]或“垂弧紋”[10]內的圓點加弧線或直線紋;三是圓點加勾弧紋(圖三)。

圖三 廟底溝類型簡化鳥紋

(采自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圖84，文物出版社，2005年)

王仁湘則敏銳發(fā)現(xiàn)魚紋也是廟底溝時期彩陶的重要主題。他對上述史家類型(王氏認為屬廟底溝文化)魚紋的構圖元素進行了詳細分析，提出廟底溝時期廣泛流行的葉片紋、花瓣紋、“西陰紋”、菱形紋、圓盤形紋(即圓點加弧線三角的鳥紋)、花瓣紋、帶點圓圈紋等，大都是魚紋拆解后重組而成，這些紋飾構成了一個“大魚紋”象征系統(tǒng)[11]。張宏彥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詳細的歸納[12]。這些研究扭轉了廟底溝時期魚紋衰落、鳥紋獨尊的認識。但都強調廟底溝時期的魚紋已經(jīng)被拆解成不同元素，經(jīng)歷了這樣的符號化過程，后來雖然還會有魚的含義，但是它卻并沒有了魚的形態(tài)。

對于廟底溝最具特征的“回旋勾連紋”[13]，王仁湘以觀察白地形成的圖案的視角，釋讀為“雙旋紋”[14]。朱乃誠則將此類圖案解釋為鳥紋[15]。這些認識忽視了廟底溝時期存在形式多樣的魚紋和魚鳥組合圖像，本文擬對此類圖像進行初步釋讀。

二

將上述與魚紋相關的元素、“回旋勾連紋”和簡化鳥紋作為一個整體觀察，會發(fā)現(xiàn)半坡時期即出現(xiàn)的魚鳥組合圖像在廟底溝時期已經(jīng)成為彩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廟底溝遺址H59∶29盆上腹條帶狀展開的黑彩圖案為包括多個單元的復雜型魚鳥組合圖像的典型代表[16]。兩組長平行曲線將圖案帶分成兩部分。較窄部分左端為弧線三角加圓點式鳥紋。其右側為體內有鳥紋的魚紋，長勾狀的弧線“工”字形構成魚頭的主體輪廓，內有直線加勾弧加圓點式鳥紋，圓點又如魚目;“工”字形的右側與一彎鉤紋形成上部未封閉的近圓形空白，內有雙橫線加雙圓點式對鳥紋;末端為弧線三角形魚尾。條帶較寬部分的魚體內多了一個4條弧形紋加圓點組成的鳥紋，其他部分完全相同(圖四，1)。

圖四 復雜型魚鳥組合圖像

1、2.陜縣廟底溝遺址

(H59∶29、H106∶10)

廟底溝H106∶10盆的圖案包括兩組由鳥紋間隔幾乎相同的多單元魚紋[17]。最左端第一組紋飾的起點是上大下小兩個對頂?shù)幕【€三角紋和兩個圓點組成的雙鳥紋;魚頭同樣為長勾“工”字形，內有弧線加勾弧加圓點式鳥紋;魚身由5只飛鳥組成，可以按照兩組識讀，第一組為相背的弧線三角和圓點組成的對鳥紋，第二組由弧線三角加雙弧線和兩個相對的勾弧為三個鳥身，共用一個圓點為鳥頭;隨后的另一組間隔對鳥紋上部的大弧線三角可以視為魚尾。第二組紋飾幾乎相同，只是魚體內多了兩個圓點，豐富了鳥的形態(tài)(圖四，2)。

圖四 復雜型魚鳥組合圖像

1、2.陜縣廟底溝遺址

(H59∶29、H106∶10)

華縣泉護村遺址廟底溝類型彩陶中，多單元魚鳥組合圖像為重要主題[18]。H1072b：65盆的紋飾帶被三組斜弧線分為三部分，較寬的兩部分內為相同的魚鳥組合，左端為對頂弧邊三角加圓點式對鳥，魚頭為弧邊長勾“工”字形，內有勾弧加圓點式鳥紋;魚身第一單元為弧線三角加弧線加上下圓點式對鳥;第二單元為雙弧線三角加圓點式對鳥，后一組對頂弧線三角對鳥上部的弧線三角為魚尾。較窄部分有相同的魚鳥組合圖像，只是省略了魚身的第二單元(圖四，3)。同灰坑的H1073a∶82斂口罐的紋飾帶同樣被三組斜弧線分為三部分，各有一個魚鳥組合圖像。其中一部分較寬，左端為對頂弧線三角加圓點對鳥，魚頭為弧線長勾“工”字形，內有勾弧加圓點式鳥紋;魚身第一單元為勾弧加圓點式鳥紋，第二單元為對勾弧加圓點式對鳥紋，魚尾為后一組對頂弧線三角對鳥紋的上部。另兩個較短部分圖像相同，為較寬魚鳥組合省略魚身的第二單元(圖四，4)。

圖四 復雜型魚鳥組合圖像

3~5.華縣泉護村遺址

(H1072b∶65、H1073a∶82、H86∶8)

泉護村H86∶8盆有兩組非常相似的魚鳥組合圖像，左端均為下部展開如翅的弧線三角加勾弧加圓點組成的對鳥紋;其右側為一個勾狀紋和隨后的弧線長勾“工”字組成的魚頭，頭內為雙弧線加圓點式鳥紋;魚身第一單元為魚頭部分“工”字形與身部中心“工”字形形成的圓形空白中有弧線三角加直線加雙圓點組成的對鳥紋，第二單元為勾弧加圓點鳥紋;魚尾為下端纖細的弧線三角形。另一組圖像幾乎相同，只是魚身第一單元圓形空白內為相背的豎向弧線三角加圓點式對鳥紋(圖四，5)。

圖四 復雜型魚鳥組合圖像

3~5.華縣泉護村遺址

(H1072b∶65、H1073a∶82、H86∶8)

三

相比魚身包括兩個或三個單元的復雜圖像，魚身只包括一個單元的簡單魚鳥組合圖像更加流行，均具備魚前飛鳥、魚頭、魚身和下端纖細的弧線三角形魚尾等基本元素，又各有細微變化，意在表現(xiàn)魚中飛鳥之千姿百態(tài)。

泉護村遺址資料尤其豐富。H1185∶4盆有兩組相同的魚鳥組合圖像，構圖與上述同遺址的H86∶5盆相同，只是魚身均只有一個單位，圓形空白內為雙直線加雙圓點式對鳥紋(圖五，1)。H62∶5盆的兩組魚鳥組合采用了同樣的構圖，只是魚身內為勾弧加圓點式鳥紋(圖五，2)。

圖五 簡單型魚鳥組合圖像

1、2.華縣泉護村遺址

(H1185∶4、H62∶5)

類似的構圖在其他廟底溝類型遺址也相當流行。靈寶西坡遺址H22∶71盆的圖像中魚體前的橫向飛鳥很小[19]，省略了圓點，豎向的勾弧粗大且與魚頭緊密連接，也可解讀為魚頭的一部分(圖五，3)。三門峽南交口遺址H09∶1盆的圖像中豎向勾弧離前面的飛鳥較遠，更似魚頭的一部分[20]，而且魚頭前的勾弧纖細，與弧線“工”字形緊貼，整體頗似鳥首，此弧形如鳥首羽毛(圖五，4)。大地灣遺址T309-3∶11盆的圖像中魚頭前的豎向勾弧上端有一圓點，自成一個鳥紋(圖五，5)。渭南北劉遺址[21]H10∶1盆構圖與之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圓點在豎勾弧右側中部(圖五，6)。岐山王家嘴遺址采∶1盆的圖像魚頭中省略了鳥紋[22]，弧線“工”字形上有一圓點，魚尾呈“丫”形，內有一圓點，在保留魚的基本形態(tài)的同時，表現(xiàn)出更復雜的群鳥齊飛狀態(tài)(圖五，7)。

圖五 簡單型魚鳥組合圖像

1、2.華縣泉護村遺址(H1185∶4、H62∶5) 3.靈寶西坡遺址H22∶71 4.三門峽南交口遺址H09∶1 5.秦安大地灣遺址T309-3∶11 6.渭南北劉遺址H10∶1 7.岐山王家嘴遺址采∶1

上述前有雙飛鳥的魚鳥組合圖像的簡化形式也很常見，魚體只保留魚頭部分，省略了有鳥紋的魚身和弧線三角魚尾，將構成魚頭的弧線“工”字形改為弧線三角，末端如分叉的魚尾。西坡遺址H36∶16盆是典型代表，雙勾弧加圓點式對鳥紋后面的魚體由勾弧、前端纖長且后端如魚尾的弧線三角和雙弧線加圓點式鳥紋組成，形如腹中有鳥之魚(圖六，1)。廟底溝遺址T218∶33盆的構圖相同，只是魚身較短(圖六，2)。北劉遺址H2∶5盆的圖像前端雙鳥中的豎向勾弧貼近魚身，也可解讀為構成魚體輪廓的元素(圖六，3)。泉護村遺址H28∶30盆的三組圖像更加簡化，省略了魚體中圓點(圖六，4)。廟底溝遺址T219∶95盆的圖像雙鳥身體緊湊，魚體也是很簡化，省略了圓點(圖六，5)。泉護村遺址H742∶17盆的圖像省略了對魚尾部的表現(xiàn)，魚體接近圖案化(圖六，6)。

圖六 簡化型魚鳥組合圖像

1.靈寶西坡遺址H36∶16 2、5.陜縣廟底溝遺址（T21⑧∶33、T21⑨∶95） 3.渭南北劉遺址H2∶5 4、6.華縣泉護村遺址

（H28∶30、H74②∶17）

還有更簡化的鳥魚紋圖像。泉護村遺址H465∶12盆是典型代表，魚頭前面的對鳥簡化為勾弧加圓點式單鳥紋，勾弧同時也勾勒出魚頭的輪廓，弧線“工”字形同時表現(xiàn)魚身和魚尾，內有雙弧線加圓點式鳥紋，雙弧線同時也勾勒出魚腹部(圖七，1)。H1072b∶64盆的圖案與之相同(圖七，2)。H87∶26盆的圖像以弧線三角表現(xiàn)魚身和魚尾(圖七，3)。廟底溝遺址T219∶89盆的三組魚鳥紋非常緊湊，魚體內的鳥省略了圓點，接近圖案化(圖七，4)。西坡遺址H22∶83盆上，勾弧加圓點式鳥紋的圓點被省略，更加圖案化(圖七，5)。

圖七 簡化魚鳥組合圖像

1~3.華縣泉護村遺址(H465∶12、H1072 b∶64、H87∶26)4.陜縣廟底溝遺址T219∶89 5.靈寶西坡遺址H22∶83

四

鳥魚組合圖像其實經(jīng)常以圖案化的方式表現(xiàn)。

新安槐林遺址H4∶3盆的圖像魚前飛鳥的身體呈規(guī)范的倒“V”形[23]，圓點上有雙弧線紋;魚身部分圖案化近圓形，后部仍然可以看出弧線三角形魚尾，魚體內為直線加弧線三角加圓點式鳥紋(圖八，1)。廟底溝遺址H278∶15盆的圖像中表現(xiàn)鳥身的弧線三角與表現(xiàn)魚頭輪廓的弧線合二為一，近圓形的魚身內為平行直線加雙圓點式對鳥紋，但仍然有獨立的弧線三角形魚尾，上邊平直，下端纖細(圖八，2)。夏縣西陰村遺址所出缽的圖像同樣是鳥身的弧線三角與魚頭輪廓合二為一[24]，魚尾也與魚身一體，形成以近圓形魚身為中心的兩個對稱弧線三角，但魚尾的弧線三角仍保留著上邊平直、下端纖細的特征(圖八，3)。

圖八 圖案化的魚鳥組合圖像

1.新安槐林遺址H4∶3 2.陜縣廟底溝遺址(H278∶15、H408∶41) 3.夏縣西陰村遺址

垣曲小趙遺址H28∶8缽的圖像則完全圖案化[25]，一小(鳥身簡化)一大(魚尾)弧線三角對接形成圓形空白(魚身)，內有平行直線加兩圓點式對鳥紋。值得注意的是，每組圖像中間的空白近似花瓣形(圖八，4)。泉護村遺址H1054∶5缽展現(xiàn)出一種重要的圖案化形式，表現(xiàn)鳥身和魚身的長尾弧線三角形態(tài)相同，水平對接，形成圓形空白，內有三個代表鳥頭的圓點。在兩組圖像之間，有形狀相同的上下對頂短弧線三角，與兩側的橫向長尾弧線三角匯聚于一個圓點，如四個共用一個鳥頭的兩對飛鳥，并形成四瓣花形狀的空白(圖八，5)。

圖八 圖案化的魚鳥組合圖像

4.垣曲小趙遺址H28∶8 5.華縣泉護村遺址H1054∶5 6.陜縣廟底溝遺址(H278∶15、H408∶41) 7.汾陽段家莊遺址H3∶8

由此可見，正如有學者所言，廟底溝類型彩陶的典型標志“花瓣”紋應為匯聚的鳥紋形成的空白[26]。廟底溝遺址H408∶41缽為“花瓣”圖案的典型代表，其紋飾帶上有四組主題圖案，如同把小趙遺址H28∶8的圖像拉平，均為形狀相同的弧線三角對接形成花瓣形空白，內填平行橫線加雙圓點對鳥紋，上端有倒垂的弧線三角，與頂端圓點形成倒鳥紋。每兩組圖案之間，有上、下兩組形狀相同的圖案，如同把西陰村所出者圖案拉平，均為弧線三角對接形成橢圓形空白加雙圓點，有些弧線三角之間的花瓣狀空白中有弧線紋(圖八，6)。整體觀之，整個紋飾帶似由一朵朵六瓣花和五瓣花組成，這或許也是圖案繪制者刻意造成的視覺效果，但此類圖案首先表現(xiàn)的還應是魚鳥組合主題和群鳥齊飛的場面。汾陽段家莊遺址H3∶8罐為同樣的構圖[27]，弧線三角對接部分近圓形，更清楚表明與魚鳥組合圖像的演變關系(圖八，7)。

圖八 圖案化的魚鳥組合圖像

6.陜縣廟底溝遺址(H278∶15、H408∶41) 7.汾陽段家莊遺址H3∶8

更為簡潔的圖案化魚鳥組合是截取典型魚鳥組合中飛鳥、魚身或魚頭的圖案，形成圓角方形或長方形單元，二方連續(xù)展開。泉護村遺址H1008∶04盆的圖像由二方連續(xù)展開的對頂弧線三角加圓點形成四個圓角長方形空白，代表魚身，內有相背弧線三角加雙圓點式對鳥紋(圖九，1)。泉護村遺址T73∶01盆省略了圓點，形成規(guī)則的四瓣花圖案(圖九，2)。廟底溝遺址H279∶19缽有六個單元的類似圖案，每個單元為兩個直角弧線三角和紋飾帶下界限形成的長方形，內有勾弧加圓點式倒飛鳥紋，可以看作是魚身的簡化，也可視為魚頭簡化，圓點同時表現(xiàn)魚眼，兩個這樣的圖形為抽象的魚頭正視圖(圖九，3)。廟底溝遺址H408∶31缽的紋飾帶包括四個長方形單元(圖九，4)，一個類似泉護村遺址T73∶01，另外三個類似廟底溝遺址H279∶19。

圖九 圖案化的魚鳥組合圖像

1、2.華縣泉護村遺址（H1008∶04、T7③∶01） 3、4.陜縣廟底溝遺址（H279∶19、H408∶31）

五

上文的分析表明，魚鳥組合圖像主題至遲在史家類型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廟底溝類型時期成為彩陶圖像的最重要主題，被以復雜型、簡單型、簡化型和圖案化等方式充分表現(xiàn)。

關于魚和鳥的形象在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中的內涵，石興邦提出“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分別屬于以魚和鳥為圖騰的不同部落氏族”[28]，此認識得到廣泛認同[29]，有學者據(jù)此將鳥在魚身體中的圖像解讀為魚鳥人群的融合[30]。但正如張光直指出的:“如果認為半坡的氏族是以魚為圖騰，就必須將魚與個別氏族的密切關系建立起來，同時還要將其他氏族與其他圖騰的密切關系也建立起來。可是在現(xiàn)有的材料中，建立這兩項關系卻并不那么容易”[31]。張光直較全面地討論過仰韶文化中與薩滿式巫術有關的資料，提出半坡類型的 “人面魚紋”是薩滿通神狀態(tài)的描摹[32]。李默然則提出魚可能代表冥界和重生[33]。這些研究提供了以薩滿式宗教觀念解讀相關圖像的視角。

不同生物間(包括人類)的相互化生是薩滿式宗教的重要內容[34]?，斞盼拿麝P于玉米神重生的神話中，玉米神死后，冥王將其骨灰投入河中，河中鯰魚吃了這些骨灰，聚集了玉米神的身體;神鳥又將這些鯰魚吃掉，聚齊了玉米神的身體，玉米神得以在其體內完成重生[35]?！肚f子·逍遙游》中有鯤化為鵬的描述，很可能是史前時代神話的孑遺。據(jù)此，我們可以對魚鳥組合圖像的含義試做推測，此類圖像表現(xiàn)的是鳥在魚體內完成孕育生長，再從魚口內飛出的薩滿式化生。姜寨遺址M76∶10圖像的魚頭中，鳥頭邊有一裂開的卵形物(見圖二，3)。隴縣原子頭遺址H84∶3缽的彩陶圖案也表現(xiàn)了魚體內的鳥和裂開卵形物的組合(圖一○，1)。原子頭H100∶1缽則表現(xiàn)了魚體內半黑半空白和黑色的卵形圖案(圖一○，2)。西安南殿村遺址[36]缽上則直接繪制了鳥從有裂縫的卵形物中飛出的狀態(tài)(圖一○，3)。

圖一〇 鳥在魚體中孕育的圖像

1、2.隴縣原子頭遺址(H84∶3、H100∶1) 3.西安南殿村遺址

目前在廟底溝類型遺址中并未發(fā)現(xiàn)明確的儀式性遺跡，彩陶大多出土于地層和灰坑等日常生活廢棄堆積中，應為日常用品。在日常器物上繪制魚鳥化生主題的圖像，可能因為這一主題是眾所周知的宗教知識，并具有吉祥的正面內涵，可以被自由表達，這與天極圖像在大量日用器物上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非常相似[37]。

鳥的形象在中國史前時代廣泛流行，最通常的解釋是托負太陽的陽鳥[38]。廟底溝類型寫實鳥紋有些背上有圓點，被認為是金烏負日的寫實表現(xiàn)[39](圖一一，1)。筆者曾提出鳥在中國史前時代與天極觀念密切相關，天極的運轉被認為需要神鳥的維護[40]。崧澤文化器蓋上常有雕刻或繪制的飛鳥環(huán)護天極圖像，如海寧小兜里遺址M44∶1豆蓋倒置如天體模型，繪制6個圖案化的鳥首，圍繞代表天極的蓋柄旋轉[41](圖一一，2)。廟底溝遺址彩陶器蓋上有類似圖像，T219∶94器蓋頂部繪有弧線三角加圓點表現(xiàn)的群鳥環(huán)繞有垂弧紋的中心圖像(圖一一，3)。泉護村遺址H165∶3器蓋頂部繪有與段家莊遺址H3∶8類似的圖像，表現(xiàn)的是更復雜的鳥魚組合和群鳥環(huán)繞中心蓋柄飛翔的場面(圖一一，4)。不管是托負太陽還是維護天極，都可以推測鳥在廟底溝社會的宇宙觀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圖一一 表現(xiàn)飛鳥環(huán)護天極的圖像

1、4.華縣泉護村遺址(H165∶402、H165∶3) 2.海寧小兜里遺址M44∶1 3.陜縣廟底溝遺址T219∶94

寶雞北首嶺遺址M52∶1半坡類型蒜頭壺上有鳥啄魚尾圖像[42](圖一二，1)，臨汝閻村遺址廟底溝時期陶缸上著名的“鸛魚石斧圖”與之一脈相承[43](圖一二，2)。該陶缸為甕棺葬具，“鸛魚石斧圖”多被解讀為以鳥為圖騰的部族用武力戰(zhàn)勝以魚為圖騰的部族，棺中死者是為此勝利作出重要貢獻的軍事領導者[44]。但按照我們上文的討論，此圖像更可能表現(xiàn)的是墓主除了擁有鉞代表的世俗權力之外，也擁有促成神鳥完成在魚體內的神奇轉化、最終戰(zhàn)勝魚、完成維護天體運行任務的宗教能力。由此可見，廟底溝社會上層很可能會利用魚鳥轉化的信仰，以薩滿式宗教的儀式活動獲得和維護權力。

圖一二 半坡和廟底溝類型鳥銜魚圖像

1.寶雞北首嶺遺址M52∶1 2.臨汝閻村遺址

六

仰韶文化分布區(qū)之外偶有魚形象的發(fā)現(xiàn)。雙墩文化的蚌埠雙墩遺址陶碗底部刻畫符號中有簡化的魚形[45]，河姆渡遺址發(fā)現(xiàn)有河姆渡文化的木魚[46]，嘉興南河浜遺址[47]崧澤文化墓葬1件陶豆蓋上有一對魚形堆塑，良渚文化反山墓地中發(fā)現(xiàn)1件玉魚[48]。但這些零星發(fā)現(xiàn)均未反映魚鳥轉化的主題，很明顯，相關信仰是仰韶文化系統(tǒng)特有的宗教傳統(tǒng)。

廟底溝類型時期之后，這一信仰的傳承和演變脈絡并不完整，但仍有跡可尋。

天門石家河遺址鄧家灣地點石家河文化遺存中有大量陶塑人物和動物形象[49]，其中有坐姿人抱魚的形象9件(圖一三，1)，被認為是對以魚獻祭場面的描繪[50]。其他解讀包括祈求生育和豐產(chǎn)[51]、捕撈成功[52]、借魚通靈[53]和奏魚形樂器[54]等。鄧家灣還同時出土“分叉長尾鳥”陶塑18件，長尾分叉如魚尾，可以稱作魚尾鳥(圖一三，2)，正是魚鳥轉化狀態(tài)的生動描繪。其中還包括連體雙鳥相背而飛的形象，與廟底溝類型相關彩陶圖像如出一轍(圖一三，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件人抱魚陶塑中的8件和18件魚尾鳥陶塑中的13件均出自灰坑H67中，表明二者有密切關系。綜合這些現(xiàn)象，我們推測這些陶塑應該是與魚鳥化生相關的儀式活動的遺物。抱魚者應為巫師，幫助鳥從魚體內誕生;魚尾鳥則是對成功轉生的描繪。這些遺物并未使用玉等高等級材料，制作也比較粗糙，數(shù)量較多，與社會上層的聯(lián)系并不明確，似乎普通民眾和一般巫師也可以舉行相關儀式。

圖一三 石家河遺址鄧家灣地點H67出土陶塑

1.H67∶5 2.H67∶26 3.H67∶4

與魚鳥化生相關的遺物在隨后的龍山時代和與夏王朝相當?shù)臅r期未見，但頻繁見于相當于商代晚期的遺址中。晚商時期墓葬中多見玉質魚尾鳥。滕州前掌大M34∶19基本保持魚的形態(tài)[55]，鳥頭和鳥翅已經(jīng)完成轉化(圖一四，1)。安陽郭家莊M170∶3的構圖中鳥已經(jīng)完成轉化，但保留了魚身體的后半部分和分叉魚尾[56](圖一四，2)。

圖一四 其他遺址所見魚鳥組合圖像

1.滕州前掌大遺址M34∶19 2.安陽郭家莊遺址M170∶3 3、4.廣漢三星堆遺址(K1∶235-5、K1∶1)

廣漢三星堆遺址中的兩件魚鳥組合遺物非常引人注目[57]。K1∶235-5玉牙璋，發(fā)掘者正確指出呈魚形，頂部如張開的魚嘴，內有昂首揚翅之鳥，生動表現(xiàn)完成孕育的神鳥從魚口中誕生的場面(圖一四，3)。K1∶1金杖上刻有四組魚鳥圖像，魚頭被箭矢射中，魚頭前有一只神鳥飛翔(圖一四，4)。金杖為三星堆最高等級的遺物之一，一般被認為是王者的權杖，對其圖像的內涵已有熱烈討論[58]。我們推測，該金杖圖像表現(xiàn)的也是魚鳥化生主題，執(zhí)金杖的王者意在宣示自己有射殺大魚、幫助神鳥完成化生的法力，這樣的特殊能力是其獲得和維護權力的重要保障。這樣的金杖在舉行相關儀式時也應是重要的法器。牙璋應該有同樣的功能。以這樣最高級別的形式“物化”魚鳥轉化的主題，清楚顯示了該信仰在三星堆宗教中的重要地位。

圖一四 其他遺址所見魚鳥組合圖像

4.廣漢三星堆遺址(K1∶235-5、K1∶1)

廟底溝類型一直被認為是摒棄神權，在“軍權、王權結合基礎上突出王權”的社會發(fā)展模式的代表[59]。對廟底溝類型彩陶圖像的新解讀提示我們，薩滿式宗教在廟底溝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頗值得深思；廟底溝類型時期發(fā)展成熟的魚鳥化生信仰，對此后相關地區(qū)宗教觀念形成的影響也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問題。

注釋：

[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2] 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文物出版社，1990年。[3] 嚴文明:《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fā)展階段》， 見《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4] 西安半坡博物館、武功縣文化館:《陜西武功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75年第2期。[5] 西安半坡博物館等:《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6]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2006年。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工作隊:《陜西華陰南城子遺址的發(fā)掘》，《考古》1984年第 4期。

6期。[8]石興邦:《有關馬家窯文化的一些問題》，《考古》1962年第6期。

[9] 李濟 :《西陰村的史前遺存》，清華學校研究院，1927年。

[10] 嚴文明:《西陰村史前遺存分析》，見《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 王仁湘:《廟底溝文化魚紋彩陶論》(上、下)， 《四川文物》2009年第2、3期。

[12] 張宏彥:《從仰韶文化魚紋的時空演變看廟底溝類彩陶的來源》，《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5期。

[13] a.嚴文明:《論廟底溝仰韶文化的分期》，見 《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b.蘇秉琦稱為菊科和薔薇科花朵紋，參見氏著《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

c . 安志敏稱之為“圓點、勾葉、弧邊三角和曲線等構成繁復而連續(xù)的帶狀花紋”，參見氏著《裴李崗、磁山和仰韶》，見《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文物出版社 ，1982年。石興邦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有類似的表述。

d.各家不同命名參見王仁湘:《史前中國的藝術浪潮—廟底溝文化彩陶研究》第360頁表一，文物出版社，2011年。

[14] 王仁湘:《關于史前中國一個認知體系的猜想—彩陶解讀之一》，《華夏考古》1999年第 4期。

[15] 朱乃誠:《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鳥紋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16]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 科學出版社，1959年。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華夏之花— 廟底溝彩陶選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8] 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華縣泉護村— 1997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等:《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試掘簡報》，《考古》2001年第11期。[2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南交口》，科學出版社，2009年。[21] 西安半坡博物館等:《渭南北劉新石器早期遺

[22] 西安半坡博物館:《陜縣岐山王家咀遺址的調查與試掘》，《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23]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河小浪底水庫考古報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陰村史前遺存第二次發(fā)掘》，見《三晉考古》第二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垣曲小趙遺址1996年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2001年第2期。[26] 錢志強:《新石器時代仰韶彩陶中的鳥紋》，《西北美術》1984年第2期。[27] 國家文物局等:《晉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28] 同[8]。[29] 何星亮:《半坡魚紋是圖騰標志，還是女陰象征？》，《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30] 趙春青:《從魚鳥相戰(zhàn)到魚鳥相融—仰韶文化魚鳥彩陶圖試析》，《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31] 張光直:《論“圖騰”》，見《考古人類學隨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9年。[32] 張光直:《仰韶文化中的巫覡資料》，《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三分冊，1994年。[33] 李默然:《半坡“人面銜魚”圖案再分析》，《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34] [美]米爾恰·伊利亞德著，段滿福譯:《薩滿教:古老的入迷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35] Michael J. Grofe, The Recipe for Rebirth:Cacao as Fish in the Mythology and Symbolism of the Ancient Maya，Department of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2007.[36] 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南殿村新石器時代遺 址的調查》，《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37] 李新偉:《中國史前陶器圖像反映的“天極”觀念》，《中原文物》2020年第3期。[38] 巫鴻:《東夷藝術中的鳥形象》，見《禮儀中的美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39] 張朋川 :《中國彩陶圖譜》第194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40] 同[37]。[4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博物館：《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4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文物出版社，1983年。[43] 臨汝縣文化館:《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44] 嚴文明:《〈鶴魚石斧圖〉 跋》，《文物》1981年第12期。[4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8年。該類器物包括86T07202∶103、 86T07203∶7、86T07203∶93和86采集∶13。

[4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fā)掘報告》上冊第180頁，文物出版社，2003年。該器物編號為T2314B∶309。

[4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澤文化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該器物編號為M27∶1。

[4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玉魚編號為M22∶23。

[4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鄧家灣—天門石家河考古報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7年。

[50] 嚴文明:《鄧家灣考古的收獲(代序)》，見《鄧家灣—天門石家河考古報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7年。[51] 周光林:《淺議石家河文化雕塑人像》，《江漢考古》1996年第1期。[52] 張緒球:《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53] 郭立新:《解讀鄧家灣》，《江漢考古》2009年第3期。[54] 孟華平 :《淺議“人抱魚形器”》，《中國文物報》1994年4月24日。[5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5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發(fā)掘報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57]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58] 顧 問 :《三星堆金杖圖案內涵及金杖新論 》， 《江漢考古》2006年第2期。[59] 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物》2009年第3期。

（作者：李新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