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在華中師范大學國學院的演講辭

戴建業(yè)

在闡述“集部的起源與流變”之前，先來界定一下什么是集部和文集?！凹俊蔽覈糯鷪D書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中的第四部，它是各時代文集的總匯。所謂“文集”就是作家們各類作品的匯編，古代的“文”通常是各類體裁的泛指，并非專指散文這一種文體。集部主要包括作家的別集和總集。別集是作家個人作品的匯編，總集是各個朝代、某一朝代、某一文體的總匯或選編。

在我國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之中，要數(shù)集部的書籍最多，也要數(shù)集部的書籍最雜；要數(shù)集部形成最晚，也要數(shù)集部地位最低。集部中別集的作者和總集的編者都是“文人”。到南朝的時候，“文人”被范曄列入《后漢書·文苑傳》，以與《儒林傳》中的經(jīng)學家和人文學者相區(qū)隔。列入《后漢書·文苑傳》中的這些“文人”，并不是秦代和西漢所說的“文學士”，那時的“文學士”與“方術士”并列，“文學士”相當于今天的人文學者，“方術士”近似于今天的技術人員，《后漢書·文苑傳》中的“文人”就是現(xiàn)在常說的作家詩人，古時也稱他們?yōu)椤膀}人墨客”。開始，“文”與“學”沒有“分家”，學者可能同時又是作家詩人，《漢書》中只有《儒林傳》而沒有《文苑傳》，揚雄既是大儒也是辭賦家，他的經(jīng)學著作有《法言》、《太玄》，小學著作有《方言》和《訓纂篇》，古代小學是經(jīng)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漢書·藝文志》收錄了《揚雄賦》，揚雄與司馬相如同為漢賦的代表作家。不過，揚雄本人從來以“大儒”自居，對自己的賦家身份則十分不屑，甚至公開說賦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為”[1]。三國時期雖然曹丕認為“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2]，他的弟弟曹植仍然“恥以翰墨為勛績，以辭賦為君子”[3]，初唐的劉知己還是“期以述者自命，恥以文士得名”[4]，甚至偉大詩人杜甫也說“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5]，直到清初顧炎武還說“一為文人，便不足觀”。

古代很多讀書人鄙薄文人，最后大多數(shù)讀書都成了文人；聲稱“恥以翰墨為勛績”者，一生最大的勛績恰恰是其“翰墨”；每個書生大多都希望“成一家之言”，后來幾乎都被動或主動“代圣人立言”。為什么會出現(xiàn)理想與結局的悖論呢？

這里我試圖從民族精神的渴求、讀書人的境遇，和大家一起聊聊集部形成的淵源、集部繁榮的動因以及讀書人只得做文人的文化語境。

一 集部的起源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多次論述文集的起源：“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龍蛇之菹也。后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jīng)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jīng)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辯。后世文集，舍經(jīng)義與傳記、論辯三體，其余莫非辭章之屬也。”[6]章氏雖向以思想深刻為人所稱，可將文集勃興歸結為學術衰微和人情澆薄卻大可商榷。文集盛與子史衰沒有必然聯(lián)系，如東漢魏晉南北朝和唐宋史學和文學都很興盛，范曄與謝靈運既可同時，蘇軾與司馬光也不妨并世。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并沒有妨礙屈宋等人的楚辭興盛。如果不以儒家有色眼光來看，六經(jīng)中有史體，有子體，也有詩文，以今天的知識分類《詩經(jīng)》就屬于詩集，《禮記》也有許多議論。張舜徽先生在《廣校讎略》中說：“著述文字，無外三門：抒情一也，說理二也，記事三也?！盵7]被章學誠視為“先王之政典”的“六經(jīng)”，就兼具抒情、說理和記事三種文字。抒情是人類的內(nèi)在需求，我們不只有事實需要記敘，也不只有道理需要闡明，還有情感需要抒發(fā)。《漢書·藝文志·詩小序》說：“《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拾分母?，而歌詠之聲發(fā)。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8]《詩經(jīng)》中的許多詩歌產(chǎn)生年代早于六經(jīng)中的有些文字?！端鍟そ?jīng)籍志·集部總序》說：“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敘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以降，其道彌繁?！盵9]可見，不是經(jīng)、史、子衰落后才產(chǎn)生集，而是集與經(jīng)、史、子同時產(chǎn)生。

《漢書·藝文志》基本是向歆父子《七略》的節(jié)刪，漢志中的《詩賦略》其實就是后來的“集部”。除“《河南周歌詩》七篇”和“《周謠歌詩》七十五篇”等可能是先秦作品外，《詩賦略》中收錄的詩歌主要是漢詩，因為漢以前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后世成為儒家六經(jīng)之一，已入漢志《六藝略》。收錄的“賦”也主要是漢賦，戰(zhàn)國和秦代的辭賦比例很小，其中漢辭賦集有53種，共收辭賦共940篇，戰(zhàn)國和秦代辭賦集只有5種，共收辭賦僅64篇。

關于文集起源的時間，《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序》說：“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由追錄。”[10]四庫館臣將西漢劉向編《楚辭》作為文集的源頭?！稘h書·藝文志·詩賦略》中有《屈原賦》二十五篇、《宋玉賦》十六篇，但并無“楚辭”之名，自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辭賦編為一集才定名《楚辭》，“楚辭”得名大概緣于此體創(chuàng)自楚人。古典文獻學分類中，《楚辭》不僅是“最古”的集部，也是最早的總集。假如打破儒家的傳統(tǒng)眼光，去除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成見，按現(xiàn)代的學術和知識分類，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當屬《詩經(jīng)》。

《漢書·藝文志》稱《詩賦略》，是因為當時子史之外的文體只有詩賦。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自然需要多種多樣的文體來表現(xiàn)，東漢以后涌現(xiàn)出許多新的文體，有許多零碎的記敘文并不能歸入史書，有許多龐雜的論說文不能歸入子書，有許多抒情作品不能并入詩賦，有許多應用文更無類可歸，這些詩文或其記事可以證史，或其議論可以明理，或其抒情直指人心，作者本人它們十分珍惜，社會上也有不少讀者，于是，就由本人或由他人將寫于各個時期的作品集中起來編輯成冊，這就是別集的由來。別集數(shù)量龐大后就出現(xiàn)了總集，總集不過是別集的匯編或選編。

魏晉南北朝時期新文體大量涌現(xiàn)，僅《文心雕龍》中論述到的文體就有二十多種，學者和文人都開始對文體進行歸類，這樣就出現(xiàn)了“文”“筆”之分—— “有韻謂之文，無韻謂之筆”?！段男牡颀垺分袑儆凇拔摹鳖惖奈捏w就有“騷”、“詩”、“樂府”、“賦”、“頌”、“贊”、“祝”、“銘”、“箴”等十幾種，屬于“筆”的文體也有“雜文”、“史傳”、“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十余種?！对娰x略》顯然涵蓋不了魏晉南北朝出現(xiàn)的這些新文體，南朝宋齊時王儉《七志》改稱《文翰志》，梁朝阮孝緒《七錄》又改為《文集錄》，他在《〈七錄〉序》中闡釋改名原因說：“王（即王儉）以詩賦之名，不兼余制，故改為《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為‘集’，于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nèi)篇第四?！盵11]王儉以《詩賦略》“不兼余制”而改《文翰志》，阮孝緒以“文詞總謂之集”而改為《文集錄》?？梢?，將各種文體匯編成文集在梁時已成風習，社會上出現(xiàn)了很多總集和別集才會有“文集錄”。《文集錄》后來順理成章地成了《隋書·經(jīng)籍志》的《集部》。

就圖書分類源流而言，“《隋志》、《四庫》為《七略》、《七錄》之后裔”[12]，《詩賦略》更直接是后世“集部”的前身。

二 “何文人之多也！”

文集的作者通常都被稱為“文人”。古代文集如恒河沙數(shù)，文人當然也就多如牛毛。是什么樣的文化土壤有利于文人的產(chǎn)生呢？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思想學術的百家爭鳴從此就變?yōu)槿寮业囊患要毘?。兩千多年來，朝代雖然走馬燈似的不斷更迭，但儒家思想差不多是歷朝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經(jīng)學一旦成為士人的進身之階，士人對經(jīng)學自然也趨之若鶩。許多人一生就消磨在六經(jīng)或十三經(jīng)中，“窮經(jīng)皓首”現(xiàn)在看來有些辛酸，過去卻意味著尊嚴和學問?！端膸烊珪偰俊分?，十三經(jīng)的傳、注、疏占了總目的四分之一。經(jīng)學這種長期的一花獨放，造成了思想學術的百花凋零?！端膸烊珪偰俊分凶硬砍巳寮彝猓?、道家、法家基本上都名存實亡。其實，經(jīng)學和儒家的繁榮也是一種“虛胖”。儒生宗經(jīng)從不疑經(jīng)，釋經(jīng)更不敢駁經(jīng)，“注不駁經(jīng)，疏不破注”是必須遵守的解經(jīng)原則，對經(jīng)書稍存異議就可能成為“名教罪人”。要是只能信奉不能懷疑，任何思想都將僵化萎縮，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一種只能信奉而不能質(zhì)疑的思想，對大多數(shù)人都不會有什么吸引力。只要國家的控制力減弱或放松，好學深思的人都會將它拋棄，像魏晉玄學家那樣公開聲稱“非湯武而薄周孔”的人雖然極少，但內(nèi)心不喜歡儒家名教的人肯定很多。至于從事經(jīng)學研究，士人大多不具備這種學術功力，更沒有這種學術興趣。

春秋戰(zhàn)國時士人討厭儒家可以逃于墨家，不愛名家可以親近道家，鄙視陰陽家可以崇奉法家，甚至自己還可以開宗立派，漢以后士人就失去了這樣的思想空間，他們要么做謹守禮法的淳儒，要么就是蔑圣非禮的異端?！俺梢患抑浴钡乃抉R遷，被東漢另一大史家班固指責為“論是非頗謬于圣人”?！傲⒀浴币恢笔侵臼孔非髠€體生命不朽的沖動，可漢以后只能“代圣人立言”，“成一家之言”不僅是一種個人思想的歷險，更是一種身家性命的冒險。自漢至今的二千多年來，獨立思考給讀書人帶來的樂趣，遠遠抵不上給讀書人造成的災難。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交待自己為什么研究文學時說：“敷贊圣旨，莫若注經(jīng)，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jīng)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jīng)典……于是搦管和墨，乃始論文。”[13]過去只覺得他的學術選擇非常英明，現(xiàn)在才明白他的人生選擇非常精明。像劉勰這樣有思辨才能的天才，無疑不愿意像鸚鵡一樣注經(jīng)，又不敢像先秦諸子一樣立說，于是就選擇不容易犯“政治錯誤”的文學領域進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學之前還要申明文學本源“莫非經(jīng)典”，這就等于給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了雙保險。順便說一句，自《隋書·經(jīng)籍志》后，所有史志目錄和私家目錄，都將《文心雕龍》入集部，其實，這部名著從性質(zhì)上說應入子部，它研究的對象雖然是文學，但它本質(zhì)上是立言的子書。

謹小慎微地注經(jīng)心有不甘，大膽地創(chuàng)立新說又實屬不敢，加之孔子告誡“君子不器”，這使古代讀書人既不愿做鸚鵡學舌的經(jīng)學家，也不敢做不依門墻的思想家，更鄙視做某一行當?shù)膶＜?。《漢書·藝文志》中屬于“形而下”的《兵書略》、《術數(shù)略》、《方技略》，尚能與“形而上”的《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并列，到《隋書·經(jīng)籍志》和《四庫全書總目》的時候，后三略就完全并到了子部中。唐宋以后的知識界越來越輕視“見聞之知”和實用之學，漢志中的《兵書略》、《術數(shù)略》、《方技略》這類屬于實用技術的知識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空間。宋代理學家更高揚“德性之知”而貶抑“見聞之知”：“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14]張載認為“見聞之知”是與物相交而產(chǎn)生的外在知識，“德性所知”則屬于盡心知性的內(nèi)在道德自覺?！耙娐勚比菀讓е氯藗冏分鹜馕锒鴨适ё晕?，沉溺形器則“心喪于象”，放縱耳目則便神溺于物。程頤在《伊川先生語十一》中說得更加明白：“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nèi)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焙笫廊逭甙严热宸辞笾T己推向了極端：“學也者，使人求于內(nèi)也。不求于內(nèi)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學也?！盵15]朱熹雖然偏向于“道問學”，雖然強調(diào)“格物致知”，但他的“學”和“知”只“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自家身上理會”，“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外物的客觀知識不僅沒有價值，“博物多能”反而成為德性之累。在這種價值取向的社會中，最要面子的士人怎么會去從事方技一類的職業(yè)呢？

這還涉及到我國古代的學術分科和知識分類問題。從七略到四部的知識系統(tǒng)建構中，中國古代只有學派而沒有學科。與孟子大體同時的亞里士多德，已經(jīng)具有非常明確的學科分類觀念，與我們先秦諸子籠統(tǒng)的《老子》、《孟子》、《韓非子》《荀子》大不相同，他的著作名稱就標明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形而上學》、《范疇篇》、《大倫理學》、《政治學》、《物理學》、《氣象學》、《動物志》、《經(jīng)濟學》、《修辭學》、《詩學》等。春秋戰(zhàn)國雖然有諸子百家，但各家的研究對象基本都是人際社會，差別只是各家各派對人際社會的認識不同。南宋后期鄭樵才有點模糊的學科意識，開始著手重新建構當時的知識系統(tǒng)，打破七略和四部的成規(guī)，把知識分為十二大類。可惜，他分類的標準也不統(tǒng)一，很多知識大類并非按學科劃分。再說，鄭樵在古代人微言輕，清代的四庫館臣絕沒有把他看在眼里，即使他完全按學科進行分類，對我國古代學者也沒有什么影響。我國古代知識分類的集大成者非《四庫全書總目》莫屬，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法每一部的分類標準都不同，這使經(jīng)史子集四部具有叢書的性質(zhì)，而沒有任何學科的蹤影。

幾千年來也沒有產(chǎn)生任何學科分類，讀書人當然不可能選擇做某學科的專家，加之“君子不器”在價值取向上鄙視專家。唐代科舉最重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宋代進士科仍考詩、賦、論。從唐宋筆記小品就不難看出，會吟詩作賦最受世人崇拜，登進士后也容易進入官場，應驗了《詩》毛傳所謂“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的名言。因而，才智之士多擠著去做墨客騷人，難怪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感嘆說：“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jīng)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jīng)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劉宋之訓子，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16]不管學者和顯宦如何輕視文人，魏晉以后的文人越來越多，唐代有文才顯然比有學問更吃香，在唐代“窮經(jīng)皓首”成了嘲諷的對象，連書生王維也高喊“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jīng)”。舞文弄墨是那時讀書人從小養(yǎng)成的興趣，也是他們成人后人生的出路，更是他們仕途的終南捷徑。

其實，魏晉南北朝以后文人與學者就開始分離，最顯著的標志是《后漢書》在《儒林傳》之外另立《文苑傳》，文人也對自己的身分越來越自覺，更對自己的身分越來越自豪。世上學者輕視文人的現(xiàn)象固然不少，歷史上文人輕視學者的例子也同樣很多。學者認為文人“其興浮，其志弱”[17]，文人則覺得學者“懦鈍殊?！?，“了無篇什之美”[18]。學者鄙視文人沒有學問，文人則譏諷學者了無才華，彼此相輕由來已久。蕭統(tǒng)甚至將老莊等諸子著作排除在文學之外，稱它們只是以“立意為宗”，而文學創(chuàng)作則必須以“能文為本”，而“能文”的唯一標準就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19]。文學創(chuàng)作要求以“能文為本”，并非要以“立意為宗”，這一新奇的文學觀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美主義”文學觀。文學作品可以不在乎“意”，但它絕不能沒有“美”，“能文”的落腳點是章法與語言上的形式美。這一點從朱熹評價韓愈就能看出學者與文人的差異：“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盵20]為什么“更說不去”呢？“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說：“蓋古之學者以學為文，未嘗以文為學。漢、魏而下，經(jīng)子之學衰，而文章之術盛，作者如林，不可殫述?！盵21]從“以學為文”到“以文為學”，也就是從“以立意為宗”到“以能文為本”，它是學與文的分離，也是子與集的分際，當然也是“作者如林”和文集繁盛的原因。

三、別集

1、別集的名稱

別集是個人的詩文匯編或選編，作者生前自編的集子通常多為選集，因為作者顧惜自己的名聲，必然要刪去許多不滿意的作品，作者死后由門人、后人編的集子一般多為匯集，這些人往往因為尊親尊師，或者因為對死者的崇拜，或者因為對其作品的喜愛，他們大多愿意保存作者的所有作品甚至只言片字，所以《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序》說：“四部之書，集部最雜。”[22]別集部除了主要收錄作者詩文外，也收錄同一作者的應用文體，如尺牘、奏章、雜記、雜論、逸聞等。別集不僅收錄文體和內(nèi)容十分龐雜，別集的名稱也千變?nèi)f化。別集最早的時候簡稱為“集”，到南朝齊梁時開始有“別集”之名，梁阮孝緒《七錄》中有“別集部”，此后別集的名稱更五花八門?！端膸烊珪偰俊e集類序》說：

其自制名者，則始于張融《玉海集》。其區(qū)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23]

個人別集命名的方式多種多樣，或以作者姓名，如《司馬相如集》、《嵇康集》，或以字號，如《曹子建集》，或以官職，如《阮步兵集》，《杜工部集》，或以籍貫，如《昌黎文集》，或以謚號，如《陶靖節(jié)詩》，或以創(chuàng)作之地，或以做官之所，或以文集內(nèi)容，或以文集體裁……

后世別集的名稱更是千奇百怪，張舜徽先生在《清人文集別錄·自序》中說：“清人自裒所為文，或身后由門生故吏輯錄之，以成一編。大抵沿前世舊稱，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類集，或曰合集，或曰全集；亦名之曰稿，或曰文稿，或曰叢稿，或曰存稿，或曰遺稿。而稿之中有初稿、續(xù)稿之分；集之中有正集、別集之辨。其不以集或稿為名者，則命曰文鈔，或曰文錄，或曰文略，或曰遺文。此正例也。亦有不標斯目，而別制新題者。如顏元《習齋記馀》、萬斯同《群書疑辨》、董豐垣《識小編》、法坤宏《學古編》、錢塘《溉亭述古錄》、張宗泰《質(zhì)疑刪存》……名似筆記，實即文編。”[24]到底是文集，還是筆記，抑或專著，不能只看書名就妄下結論，有的書名似筆記而實為文集，有的書名似文集實為學術專著。

別集的起源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起源于西漢。蕭繹《金樓子·立言》稱：“諸子興于戰(zhàn)國，文集盛于兩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盵25]張舜徽先生也持這樣的觀點：“《漢志》之《詩賦略》，即后世之集部也。觀其敘次諸家之作，每云某某賦若干篇，各取其傳世之文，家各成編，斯即別集之權輿。如《屈原賦二十五篇》，即《屈原集》也；《宋玉賦十六篇》，即《宋玉集》也……是劉向父子校書秘閣時，即已裒集多家之文，依人編定，使可別行。當時無‘集’之名，而有‘集’之實。”[26]

二是起源于東漢。最早提出此說的是《隋書·經(jīng)籍志》，《四庫全書總目》也附和隋志，前者說“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chuàng)也”，后者說“集起于東漢。荀況諸集，后人追題也”。[27]

三是起源于西晉。此說以清人章學誠為代表，《文史通義》內(nèi)編說：“自東京以降，訖首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別集之名，東京所創(chuàng)。”蓋未深考也。）自摯虞創(chuàng)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于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昉于晉代。”[28]

魏晉以后，別集越來越興盛。士人無不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集流傳當作自己的名山事業(yè)。即使貴為天子的曹丕，也認為“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三國志·魏文帝紀》稱：魏文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29]。可見，他不僅勤于寫作，也細心收藏和編輯自己的作品，曹丕是自編文集較早的作家。他的弟弟曹植還嚴格編輯和刪定自己的作品，他在自編文集《前錄自序》中說：“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污穢者眾，故刪錄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盵30]齊代王融將自己的文集名為《玉海》。《梁書·王筠傳》載筠與諸兒書說：“史傳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并累世有文集，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徊贿^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盵31]

別集的編排方式主要有兩種：或以創(chuàng)作年代為序，或以不同體裁分卷。鄧廣銘的《稼軒詞編年箋注》屬于前者，《四部叢刊》本《柳宗元集》屬于后者。即使同一作者的別集也可能同時用這兩種編排，如杜甫全集有仇兆鰲的編年《杜詩詳注》，有浦起龍的分體《讀杜心解》。這兩種編排方式各有其長處和短處。

別集中又細分為全集和選集。將作家所有作品匯編在一起就是全集，根據(jù)某種標準對一個作家作品進行取舍就是選集。就像全集可能自己編也可能他人編一樣，選集同樣也可能自己選——如作家很多自選集，也可能他人選——如《蘇軾詩選》、《歐陽修散文選》。

四、總集

所謂總集就是眾多作家作品的匯編或選編。匯編或選編的標準或根據(jù)同一時代，如《全唐詩》，或根據(jù)同一體裁，如《全元散曲》，或根據(jù)同一類型，如《唐宋八大家集》，有時按時代同時也按體裁匯編或選編，如《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等。

對于編總集的原因及其總集的功用，《隋志·總集類序》曾有過簡略的闡述：“總集者，以建安之后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后，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盵32]總集的起源和功能，《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序》講得最為透徹：

文籍日興，散無統(tǒng)紀，于是總集作焉。一則網(wǎng)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三百篇》既列為經(jīng)，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33]

四庫館臣這段話包括了幾層意思：1、總集的功用既要網(wǎng)羅散佚，又得刪汰繁蕪，也就是說一方面可以匯聚所有作品，盡可能做到“應有盡有”，這樣就有了“著作之淵藪”的全集，另一方面又竭力選取菁華，盡可能做到“當無則無”，這樣就有了“文章之衡鑒”的選集。2、詩經(jīng)三百篇列入經(jīng)類，王逸編輯的《楚辭章句》又劃出了總集，這樣摯虞的《文章流別》就成了總集的開山始祖。

這里講總集的功用全面透徹，講總集的起源則不夠準確。如果不囿于封建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如果完全按文學標準進行分類，《詩經(jīng)》是總集最早的源頭，《楚辭章句》要算漢代第一部總集。即使除去這兩部總集，《文章流別》也算不上總集的鼻祖。曹丕《典論論文》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盵34]這部建安七子集就是三國時期的文學總集。南北朝以后大型的全集和選集越來越多。唐前的單篇文章搜集最全的總集是清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這是以一人之力輯的大型文章總集，是隋以前經(jīng)、史、子之外的文章總匯。清董浩主編的《全唐文》，當代學者曾棗莊、劉琳主編的《全宋文》，當代學者李修生主編的《全元文》，是唐、宋、元代的文章總匯。清初黃宗羲編的《明文?！罚ㄔ睹魑陌浮罚?，清末沈粹芬、黃人、黃文濡等人編的《清文匯》，是明清文章總匯，但這兩部書都存在收文不全的問題。歷代詩詞總集也大體編全了，唐前詩歌總集有現(xiàn)代學者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清人彭定求等編的《全唐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纂的《全宋詩》，現(xiàn)代學者楊鐮編的《全元詩》，復旦大學正在編纂《全明詩》，浙江大學正在編纂《全清詩》。詞總集有現(xiàn)代學者曾昭岷等編纂的《全唐五代詞》，唐圭璋《全宋詞》，唐圭璋《全金元詞》，饒宗頤、張璋先生編纂《全明詞》，南京大學張宏生教授等編纂的《全清詞》。賦、雜劇、散曲、歌謠都有了總集。

另一種總集是選編，其目的是“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唐前最著名的選集是蕭統(tǒng)編纂的《文選》，宋代李昉、徐鉉等編纂的《文苑英華》，這兩部選集都是按文體分，尤其是《文選》沾溉無數(shù)作家，古代沒有一個作家不精讀《文選》，唐代以后還形成了“文選學”。后世各朝各代的詩文選集層出不窮，無論是韻文還是散文的各種文體都有選集，散文如清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吳楚材、吳調(diào)侯《古文觀止》，駢文大型選集有《文選》，李元洛《駢體文鈔》，精選駢文讀本有許梿《六朝文絜》。詩歌選集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即以明清兩代為例，唐前詩歌選集有鍾惺、譚元春《古詩歸》，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吳淇《六朝詩選定論》等。唐宋元明清詩詞都有選集，如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原名《國朝詩別裁集》)，張景星等的《宋詩別裁集》、《元詩別裁集》，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

最后略述何以要讀文集。古代學者和學生都文史不分家，“有學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古人向往的境界，所以一個學者往往同時也是作家，作家有時也是學者，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五四以后，如從梁啟超、王國維、魯迅、郭沫若、胡適到聞一多、朱自清、林語堂、梁實秋、錢鍾書等。

我們現(xiàn)在分別從一個普通讀者和人文社科專業(yè)學生的視角，談談讀文集的意義和作用。

從一個普通讀者來說，讀一點詩文既可陶情冶性也提高自己的精神修養(yǎng)，既可充實自己的文化知識也可愉快地打發(fā)時光。培根曾說“讀詩使人靈秀”，我們古人也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常在詩文中熏陶可以讓你有品位。無論別集還是總集主要以詩文為主。

從人文社科專業(yè)讀者的角度來說，讀文集既是他們的興趣也是他們的專業(yè)。不管是學歷史，還是學哲學，抑或學社會學，更不用說學中文，都必須認真系統(tǒng)地讀文集的原因不外乎有：１、作家詩人是社會最敏感的人群，通過讀文集了解社會心理的深刻變化，把握社會的發(fā)展趨勢；２、漢以后諸子衰微，中國古代的哲學、經(jīng)濟學、美學、文學、政治學等思想，都表現(xiàn)在各種各樣的文集中，許多文集既是文學作品也是各專業(yè)的理論文本；３、只有通過大量閱讀文集，才能理解歷史變動的深刻動因；４、通過文集的閱讀模仿，學習書面語言的表達技巧，學習文章的寫作方法。不管哪個專業(yè)的研究者，要是連自己的學術見解也不能流暢準確地表達，他學問再大也不能稱為優(yōu)秀的學者。

注釋

1 揚雄撰、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5年，第45頁

2 曹丕撰、魏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13頁。 曹植撰、趙幼文校注：《曹3 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54頁。

4 劉知己：《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7頁。

5 杜甫撰、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12頁。

6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61頁。

7 張舜徽：《廣校讎略》，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8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1708頁。

9 魏征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1090頁。

10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267頁。

11 阮孝緒：《七錄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3345頁。

12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0頁。

13 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726頁。

14 張載：《正蒙·大心篇》，《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第24頁。

15 程顥、程頤《伊川先生語十一》，《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317頁。

16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第1089—1090頁。

17 裴子野：《雕蟲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3262頁。

18 蕭綱：《與湘東王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3011頁。

19 蕭統(tǒng)：《文選》，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第2頁。

20 朱熹：《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17頁。

21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99頁。

2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267頁。

2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271頁。

24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頁。

25 蕭繹：《金樓子·立言》，引自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42頁。

26 張舜徽：《四庫提要敘錄講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0頁。

27 參見《隋書·經(jīng)籍志·別集類序》，《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序》。

28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96頁。

29 陳壽：《三國志·魏文帝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88頁。

30 曹植撰、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頁。

31 姚思廉：《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486—487頁。

32 魏征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1089—1090頁。

33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267頁。

34 曹丕撰、魏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頁。

發(fā)表于《國學論叢》20016年第1輯